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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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俺村、中国和欧洲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牧师:“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牧师:“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这种精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去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阿克曼:“德国北方。”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威兹珀:“南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说到文学,我十分理解亚洲当前存在的焦虑: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但我要非常遗憾地说,单说到文学,起码在中国,从来没有以欧洲为中心过。从时间上讲,西洋文学来到中国,比洋灯洋布洋车和洋皂晚多了,比西方的宗教也晚多了。日常用品和宗教,从十九世纪中叶,就随着洋枪洋炮大踏步地涌入中国,而西洋文学来中国走亲戚,却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给外域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插脚,提供了方寸之地。但是,当时能走到中国来的欧洲文学,并不是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古董和老人家,如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会,总会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快被东洋鬼子也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给打破了。当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化和文学的功能就会脱离文化和文学本身,而转到社会和民族的层面。那时在中国最流行的文学是“抗战文学”,也就是描写中国人抵抗日本人那场战争的文学。中国现在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那时文化和艺术的集中体现。于是,西洋文学的幽灵,仅仅在中国停留了片刻,就被东洋鬼子的枪声给赶回了老家。接着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倡的是革命文学。应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欧洲文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这时的欧洲文学,指的不是以英、法、德、意为中心的欧洲,而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前苏联。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苏联作家的名字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大街上,开始跑欧洲的汽车;中国的家庭里,开始有欧洲生产的电视和电冰箱;欧洲文学和欧洲的作家,才随着这些汽车和电冰箱来到了中国。中国读书的人,开始知道萨特、加缪、普鲁斯特……但是,这些欧洲作家在中国的时运也不济,因为美国文化,如豺狼虎豹一样,也紧跟着来到了中国。他们的步伐,可比欧洲文化和欧洲作家快多了。因为他们的文化大多是商品,于是很快像汽车和电冰箱一样,全面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市场。如今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如果他生长在城市,他从小吃的肯定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电视里看的是NBA,电影院里看的是好莱坞大片。如同上世纪初,洋车洋皂来到我们村一样,这一代是吃美国物质和文化的奶长大的。欧洲文化和文学,跟他们几乎没有交叉过。欧洲文化和文学,仅仅生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欧洲已经衰落了,所有的年轻人,都到美国去留学。欧洲,仅仅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我想说的是,作为文化和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文化和文学的兴盛,与创作者有关系,但是,跟时代、民族和民族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更有关系。就好像但丁和莎士比亚必定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必定产生在上个世纪的法国一样。如果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过去到今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是一个事实,那就证明,欧洲确实产生了如萨特、加缪、普鲁斯特这样伟大的作家,并具备产生这些伟大作家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摆脱和克服这个中心是没有用的,更明智和有趣的做法,是如何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创造条件,产生出如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或比他们更伟大的作家。今年二月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办了第二十一届冬季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项目,过去都是以欧洲为中心,今年,韩国的金妍儿,就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打破的方式非常简单,她跳得比别人好,拿到了世界冠军。

摘自2010年6月《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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