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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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六十年前的大学排行榜

六十年前我在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上高中,当时的同学,少数人因家境的原因,准备毕业后就去工作,大多数人还要上大学,因此,将来投考哪所大学,可以说一进高中就开始考虑了。
  

那时大学是各校自己就地招生,只有那些影响力大的大学才在其他城市设考区,四川因偏僻和交通不便,抗日战争前来招考的大学很少,要考外面的大学就得出川去,那笔路费就很可观。抗战时许多大学内迁,四川成为主要的考生来源地,许多大学都在重庆和成都设考区,方便多了。但到我高中毕业时,他们已复员,在四川设考区的大学少了,还得准备出川,因此确定将来报考那所大学就更重要,事关到哪里去考。
  

那时没有人排什么大学排行榜,但同学们心中都有一本账。有家长、老师提供的指导,特别是校友带回的他所上的大学的信息,还有各校编印的自我介绍,有的是一张报纸,有的是小册子;北新书局编印的历届各校的试题精解,以及报刊上有关这些大学的消息,包括他们的教授发表的文章,都是研究的材料。大家极力搜集,得到就互相交换,作出评价。不仅是总体评价,更看重所要考的专业系科。然后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经济条件、未来的目标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个系将来好不好就业,是个重要因素。并不单纯是以学术水平如何为最高标准。
  

各种消息来源都是以原西南联大的口碑最好,当时北大、清华和南开虽已复员,但仍是联合招生,所以是考生们的首选;交通大学也是很牛气的,包括也是交通系统的唐山工学院,在考生的心目中,就工科而论,不亚于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清华;浙江大学从校长竺可桢到下面一大批教授知名度都很高,从总体来看,除北大清华可与之抗衡,别校难及;武汉大学从总体看也被认为属于一流,特别是石室中学在武大的校友多,带来的主要是正面的评价,还有我父亲是1930年代从武大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就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成为传世之作,足见那时武大水平。
  

我父亲希望我成为科学家,把北大地质系作为首选,的确他看的不错,我在北大地质系的同班同学中,除早逝者三人,余九人,其中三人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也认为应该术业有专攻,不能当空头的什么家,但我还看重这个学校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向往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因此还要考虑这个学校的传统和校风如何,而当时的北大是以民主堡垒闻名的,所以我接受了以北大地质系为首选。但也不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认为其他许多大学也各有所长,有些方面还为北大所不及的,如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很有特色,这个学校因费巩、于子三的被害和竺可桢校长的正气,在青年学生中也是众所景仰的,杭州之美我也闻名已久。
  

有的学校如中央大学,师资、设备、学术成果大家也认为是一流的,但吃了国民党色彩太重的亏,所以有些学生就不去投考,我的老乡万邦儒已经在那里上了一年学,仍又投考了清华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文革时他是清华附中校长,被整得很惨。还有个政治大学是国民党下力气办的,但更是许多人不愿去考,所以1947年他在各大学招生结束秋季开学后还到成都来招生,考场就在石室中学隔壁的华阳县中,当时我已学完高二的课,就想何不去考他一试,报考了新闻系,考上了没有去,但申请保留了学籍,这是准备明年毕业后如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在这里先读,他那里是公费,下一年再考。当时不仅我有这样的打算,别的人也如此,当过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老友林寿屏,就是先在南京的警官学校念了一年再考进清华的。在那时的报纸上可以见到在各大学招生过去后,国民党的各兵种及后勤学校的招生广告就出来了。现在的青年可能只见到现在的国民党,不知道抗战胜利后那个国民党如何腐败。
  

我写这些,是想说明,当时的青年对一个大学的评价,不仅看物质还要看精神,现在的大学排行榜没有包括这些元素,恐怕是最大的缺失。当然今天衡量的标准与过去不能一样也不会一样,但一所大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保持的程度如何,仍应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基本的因素。
  

1948年夏天我到上海报考了北大,三校联合招生,但在清华、北大、南开中只能择其一,无第二志愿之说。在上海考区,交大和浙大的考试日期与清华、北大、南开同一天,这是表示我们和你们一样牛气吧。我本不想考工科,交大撞车无所谓,但浙大我还想考,打听到他们在南京设有考区,考试是另外的时间,便也报考了,赶到南京去考的。本来听说武大不在上海设考区,但过后又来招了,于是也去考了,结果就是武大没考取。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这些大学之间确实是相差无几,各有所长的。这次我出川投考的情况在2003年8月5日我写的《那年头,没什么高考状元—-浙江大学五十五年前的录取新生名单引起的回忆与联想》中叙述较详。
  

补充:以上所述是我自己而言,各人情况不同,选择的顺序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样。当时因我家不缺吃少穿,可以不管将来的就业情况如何,有些同学家里还等着他挣钱,就不能不考虑将来的饭碗好不好找。所以那时报考经济系、法律系的人多,而法学方面最吃香的并不是北大而是朝阳法学院,他们在法律界人脉广,出来好找工作;经济学方面,南开经济系的声望也超过北大,他们发布的物价指数成为发薪水的标准,就这一点已可见其权威。而他们能有此权威是不受外界干扰,能站在学术的立场,客观独立地提出数据获得公信,并经过长期积累得到的。因此用一个统一的排行榜来指导有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家庭背景的考生去挤独木桥,是一种误导。离开个人的实际,强迫孩子硬要上某个名校某个专业,还会造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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