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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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鬼子”来了 :现代中国之惑 | 杨奎松

鬼子来了

文 | 杨奎松

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摧的侧面。

这里说的“悲摧”,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其实,片中发生在马大三等众多村民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种种故事,所以会让今人深受触动,恰恰在于它和我们今天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种种教育宣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

人们很难否认这一微观史实的存在,因为类似这种自私自利,不关心国家与社会,被一些人尖锐地批判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同时,许多人也不能理解: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政府和军队为保住国家付出重大牺牲,半壁河山惨遭涂炭的情况下,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只关心自家的温饱与得失,而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

从历史的视角看问题,马大三一村人的表现并非不可理解。围绕着该不该杀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这个问题,之所以在黄河边上那个挂甲台村民中间,包括在大批观众中间,发生了那么多曲折和争论,与其说主要是中国农民太过善良或中国国民太过愚昧之过,不如说那个匆匆忙忙把抓获的花屋小三郎交给马大三来处理的人找错了对象。

马大三不敢杀花屋,固然有其本性善良的一面,但这一面是人大凡都会有。包括影片中鬼子兵花屋小三郎给人的印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日本农民身上也存在着善良的一面,但成了国家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时,其人性的这一面有也很难再表现出来了。同样的情况,影片中那个被马大三请来杀人的刘爷,职业就是刽子手,从来杀人不眨眼,晚年谈起当年杀人之事,他也一样充满着职业的自豪感,丝毫看不出对生命有任何敬畏之心。然而,歇手多年,长时间不杀人,突然被请来杀人,面对鲜活的生命,他却一下子心虚起来。借着一刀砍空,他说什么都不肯再杀人了。

其实,杀人原本就不是农民本分中事。因为马大三或挂甲台村民不敢杀一个鬼子兵,甚至于梦想着可以和侵略者和平共处,就去责怪并批判这些农民,多少有些不近情理。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百姓见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王朝更迭多频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完粮纳税,一样过日子。纵使碰到蛮夷入主中原,野蛮杀戮更甚于现代日本鬼子的情况,史上也鲜能见到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只为了反抗蛮夷入侵就起来造反的。这是因为,古代的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朕”的私产,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之物。其兴衰存废、统一分裂、奉送割让,“干卿底事”?如果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宦贵胄或知书明理的举人秀才都当不了自己的家,又何尝轮得上那些连故土乡亲都不曾须臾离开过的底层农民去关心国家大事呢?

今人对电影里马大三等村民的表现容易敏感,无非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年代距今太近,与自己从书本视听中得到的历史记忆差得太远。这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

因为,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不论是否做得到,至少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相信没人能够离开国家而存在,且国强则民尊,国衰则民辱。因此客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哪怕是远离都市的马大三这样闭塞的农民,也理当信奉并遵从卢梭所说的那个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自觉地与侵略者做斗争。

问题在于,即使到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像马大三这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真的脱离了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国家的运行轨道中来了吗?他们和正在艰难形成中的现代中国结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现代中国国民的一分子,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并据此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历史责任了呢?换言之,不管这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废除了帝制,改换了国号,全国国民通过何种形式,并在何种程度上落实了其平等的国民身份,取得了政治的共识,使中国变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民)国家了呢?

谁都清楚,马大三等村民在抗战中的表现,在当年远称不上是最差的。二战前后那些年,在世界上众多被侵略的国家中,中国投降和臣服于侵略者的人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还帮着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国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在倒退,或在踏步不前。因为,和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几度被异族颠覆,整个汉民族几乎全部或大部被征服的情况相比,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上真正投降和臣服的人已经少得多了,相当多数国人顽强地坚持抵抗到了最后。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20世纪以后,不仅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渐进的、漫长的,而且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复杂过程。远不像今人常常下意识地认为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不独过去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如此,整个世界的历史,包括当下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的现状,其实也是如此。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试做解读。

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认识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凡读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必须要从“自在”进到“自为”的成长过程的论述的读者,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就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这一对人的认识的解读,把它延用到了自己对阶级成长的问题的判断上去了。同样地,我们应该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一个民族从古代向现代,特别是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的演进过程。

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其国际社会政治的平等参与意识。

“鬼子”来了 :现代中国之惑 | 杨奎松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还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因而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是严重不平衡的和不一致的。中国在外国人治理的租界城市诞生出诸如上海之类的个别现代都市,形成了一些读洋书、识洋字的现代知识人,出现了一批略识金融、市场和管理的现代工商业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也因此都同步在“现代化”了,即使在各大中城市里,许多人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依旧离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公共社会的秩序、规则和观念甚远,又何况像马大三等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几亿旧式农民呢?他们多数大字不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对村庄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由上述可知,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观念上之差距,仍会有天壤之别。换言之,当年中国几亿人口中,缺少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国人,又何止姜文片子里一个小村中那百十号农民呢?

“鬼子来了”!这是18、19世纪以来落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这里所说的“鬼子”,当然不只是指当年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那个“日本鬼子”。清代学人早就在使用“鬼子”这一概念了,只是他们当年视为“鬼子”的,并不是和中国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日本人,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称“以西人初入中国,人皆呼为‘鬼子’也”。近代西来的这些“鬼子”所以会让官学各界深感恐惑,恰恰反映出,对古代传统中国真正构成严重威胁的,从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日本这个“东洋鬼子”后来所以也加入进来,也还是因为那个现代工业文明的作用。

如何看待中国这一二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以来最“悲摧”的事也许莫过于“鬼子来了”。但按照孙中山的认识,人类社会现代进程本身,根本就是一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鬼子”来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日本人紧随其后不仅没有亡国灭种,反而得以跻身现代国家之林,中国又如何不能呢?

五十年前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自序”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惟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

在又纷纷扰扰了五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越来越现代,也就是离古代越来越远,越来越西化了,一方面识字读书的人越多,就越多些人会加入到那些“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的争论中来。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唯一变化,顶多是学问长了些,大家不怎么讲“现代化”了,都改说“现代性”了。只是,任你道理讲千讲万,你不还得随着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往前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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