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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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只要我醒着,都想读书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追寻失去的传统》、《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金庸传》、《叶公超传》、《文人的底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等。

傅国涌的家在杭州某个花园式的小区里,一百三十几平方米,装修十分简单。记者留意到屋门口几辆老式的单车与小区格调格格不入。傅国涌坦率地笑说:“我们大概是小区内唯一骑自行车的家庭,在杭州恐怕也为数不多了。我太太称之为‘宝马’。”对他而言,可以没汽车,却不能没书,他形容这如同树不能没有了水、土壤。“我只要是醒着,眼睛还睁得开,我都想要读书。”

因为书房只有十几平米,只放得下四五个书柜,傅国涌在客厅开辟出回廊式的一角,也放着几个书柜,但随着书的增长,所有书柜都塞满了书,最近他又在放电视机的位置开辟了一堵书墙。“现在书把家里占满了,没地方放书,这是个大问题。杭州房价一平米好几万元,放不了几本书。我这个房子已经不太放得下了,有些书要打包运回乡下。”傅国涌说。

清理的速度赶不上书的增长速度,迫不得已,傅国涌把卧室和儿子的房间也用来放书,但很快又满了。书山几乎把人包围起来。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书山里找书,对傅国涌不是一件难事。当我们谈起某本书时,他总能轻易翻出。“我自己很清楚,什么书在哪里我大致上有感觉。现在的书很多开本大小不一样,很难把同类的书放在一起,只能大致按内容分类。”傅国涌说。

傅国涌喜欢称自己是“职业读书人”而不是撰稿人,在家的日子大部分都用来看书,写作占的时间不是很多。他平时会读两类书,一是史料性质的,如历史人物的日记等,另外是政治类。他的阅读爱好从他刚读完的几本书可得到印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基辛格《论中国》、《1949大流亡———美国外交档案密录》。

2008年冬,傅国涌受洗成为基督徒,因此家中藏书增加了一个新门类———中国教会史。“这两年增加了大量教会史的书,可能有几百种了。”当被问及将来是否会写与教会相关的书,他认为大概得十年后。“这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说想做什么才能做。就像种子播下去,它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变成一棵树。我的时间都花在找书、读书、消化书的过程中,不是读了就完事,要把它们相互的关联打通。”

抄书为了“加深印象”

傅国涌的书多,但他对书没有特别的收藏癖好。对他而言,书是拿来用的,不是藏的,只要能看就行。他家除了普通版本的书外,还有电子书、复印书。其中,复印书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他喜爱读史料性质的书,而有些书长期没有重版,只有图书馆有。

傅国涌还曾有许多手抄书。从1984年到1998年,他有长达十几年的抄书习惯。起先抄比较短的东西,比如司空图《诗品》、王国维《人间词话》、老子《道德经》等,也抄《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歌赋等。随着年龄增长,开始边看边抄汉译西方经典: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其中《论法的精神》还抄过两个版本———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买不到书,他在图书馆借到严复翻译的版本,叫《法意》;后来他借到白话译本,又再抄一遍。

他在80年代末丢了一麻袋笔记本,至今惋惜不已。那些80年代抄写的书都在里面,包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这些书其实我都有了,但我还是原封不动地抄,为了加深印象。”

赶上80年代每一拨热潮

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知识分子都渴望读到更多的书,接触更多的西方思想。青年傅国涌也赶上这波热潮。

“每一时期的热,萨特热、尼采热、美学热,我都赶上了,都读了。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从黑格尔到尼采、叔本华,从康德到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等,当时流行的哲学读物几乎都读了。虽有很多没读懂,却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要读到这些西方读物,不像现在那么容易。傅国涌回忆,大约1985年前后,他在一个同学的亲戚家里,见到一排书柜,里面全是汉译经典名著,什么书都有。“于是我隔两天就去他那里借书。”

在他记忆中,影响他最大的一本书,是1984年8月他在北京白石桥一家旧书店淘到的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是一本很薄的书目书,介绍中国从古代到现代有哪些主要的书,包括农学、医学、哲学、史学、文学,非常清晰,让我知道中国文化有哪些基本的需要读的书。这本书对我的阅读影响深远。”(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寻书故事最美好

说起阅读,傅国涌认为最美好的莫过于淘书,淘到的好书被他视若珍宝。

比如莫理循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是傅国涌1989年买到的,只买到上册。莫理循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也是袁世凯政治顾问,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这部书信集内容很丰富。我在旧书店买到的,一直买不到下册。后来是在网上买到的。网上一般是成套的书,很难买到拆开的单本书。我一直到2004年才买到下册。”

另一套难凑齐的书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1993年底他在太原买到的下册,一直找不到上册。十年以后,2003年12月,他在浙江图书馆门口广场的一个假日露天书市上,一眼看到了孤零零的上册,只要价2元,他很兴奋地买下了。“买书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这种事情———买到了一册找不到另一册,直到有一天突然遇到了,而且卖家也只有一册。卖家集不成套就卖不起价钱,很低就能买到。这是缘分。”

最有缘分的一本书,要数《翁同龢日记》莫属。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帝之师,这套书记叙了1858年起至1904年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整套书一共六册,我一直缺第五册,凑不齐。我一个朋友周仁爱也喜欢书,知道我缺了一册,隐约记得他家好像就只有第五册,天衣无缝地补上了,这是很巧很巧的,让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傅国涌说。(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对于买回的每本书,傅国涌几乎都清晰记得,因为他会在书上写上买书日期、地址,细致到年月日。“我有很多书是朋友送的,有一些是跨越很多年凑齐的,更有通过朋友找齐的,这种找书的故事最美好,因为寻找的过程寄托了急切的盼望和真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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