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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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极权社会中的个性与尊严——《排队》

文/乔纳森·雅德利(Jonathan Yardley)

正如奥尔加·格鲁辛在《排队》最后的“史实记注”中所写,这部小说源自以下历史事件:“ 1962 年,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菲奥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故国访问。这是他去国半世纪后第一次回归故土……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排队》这部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这个历史插曲。”

确实,斯特拉文斯基在这本书中被完全虚构化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瑟林斯基,格鲁辛描述他的音乐和斯特拉文斯基极为相似,而他的相貌——可怕的身高以及长长的、贵族式的鼻子——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样子。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事实上对自发排队的莫斯科人来说,瑟林斯基/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一个遥远的、令人敬畏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本书的时间线设在“大变化”—— 1917 年十月革命——的 37 周年,按照实际历史推算应该是 1954 年,但是格鲁辛在书末的“史实记注”中告诉我们本书借鉴了“苏联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的压制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和 70 年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读过格鲁辛 2006 年处女作《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的读者会对本书的灰暗氛围感到熟悉,前者是作者第一次用英文写就的出色作品,而英文不是作者的母语,这使得她的写作特质更加明显。格鲁辛生于 1971 年,她是前苏联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女儿,大约 20 年前她来到美国,后在埃默里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她现在住在华盛顿的郊区。由于她父亲的地位,以苏联的标准来看,格鲁辛的童年似乎优于常人,而这也给了格鲁辛一种局内人的视角理解前苏联精英们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以及前苏联官僚机构勉强维持的局面和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书写极权社会中的个性与尊严——《排队》

在《排队》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她笔下的苏联干枯、缺乏生机,甚至连那种令人厌烦的氛围有相同之处,但两部作品还是有显著不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为了过上安逸的生活,他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而在《排队》中的艺术家是谢尔盖,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音乐家,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他被迫去吹奏大号,整天演奏着官方音乐——“点缀颂歌和游行的铜管乐高音,不值他的时间,不值他的气息,不值他吹送到乐器里使之颤抖的空气。”苏哈诺夫向制度的妥协是自愿而又带着犬儒性质的,但是现实的压迫并未使谢尔盖完全忘记少年理想。

在谢尔盖的内心深处,他依然盼望着演奏,甚至创作充满美感和神圣感的音乐。他在“在瑟林斯基的音乐里终于看到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要成为一个比现在的他更好的人,尝试把那些几乎能够想象从指尖流泻出来的音符召唤出来”,所以当他得知在他的沉闷公寓旁边有一个售货亭正在卖瑟林斯基——在自我流放几十年之后他再次回到故乡——的音乐会门票,谢尔盖狂喜不已。他加入了售票亭前的队伍,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引入一团混乱之中。

谢尔盖和妻子安娜、安娜的母亲以及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住在一间公寓。安娜是一位颇受尊重的学校老师,亚历山大刚满 17 岁。起先没有人知道售货亭为什么在那里、会卖什么,但是队伍还是排了起来:

“不久后,安娜获悉,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个售货亭已经成了这个社区的执念。它是在秋天出现的,不同于当地其他售货亭,那些售货亭都很有规律,没有遮遮掩掩的秘密,卖廉价香烟、蔬菜,或者在短暂而激动人心的一些时候,卖过巧克力和化妆品。这个售货亭却从未卖过任何东西,即便那个脸上涂得厚重的假金发女郎在售货亭窗内出现的时候,也不曾卖出任何东西。那女人不回答任何问题,越发叫人怀疑里头有什么重大的秘密。一个个星期过去,猜测和焦虑有增无减。不时有谣言传开。……听到越多,安娜就越发有一种生活要起变化的预感,尽管她不知道是小变化还是无限的大变化。不过,无论如何,她想着,总归是会让她和家人更快乐的东西,或者给她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简单的美感,甚或注入她的整个存在,渗进这个存在的裂缝和空虚里,将其编织得更紧密、更灿烂、更饱满。”

最终,人们得知这个售货亭将出售瑟林斯基音乐会的门票,一共只有 300 张门票,每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刚开始,谢尔盖以为他和安娜轮流排队的门票是给他自己的,但是他傲慢的岳母宣称她也想去音乐会,安娜马上保证会为她买到门票。谢尔盖逐渐对门票有了执念,他固执地认为“他有资格,是的,有资格—难道他的一生以及所有错失的机会,不曾实现的渴望,多舛的命运,不足为他担保这场音乐会,这份礼物吗”?

时光飞逝,“排队”本身象征着生命的流逝。队伍中的一个男人决定亲自处理排队难题,他给了队伍中的每个人一个序号——谢尔盖和安娜共享137号——这个序号持续有效。每一天留言和揣测都纷至沓来,人们成为朋友或敌人,关于沉重话题的讨论用无止尽。谢尔盖和安娜与队伍中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而亚历山大也不情不愿加入了这场排队,最后却渐渐喜欢上“午夜后渐渐发亮的天空的寒意,不去任何地方、不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感觉,身处某个秘密的、超越时间的无形口袋里……清醒、警惕、活跃,而在整个城市那些千篇一律的丑陋的公寓楼里,夜晚窗后活动着千篇一律的丑陋的生活,就像成百部凡庸的戏剧里千百个被灯照亮的舞台上的人偶”。

亚历山大和队伍中一位知晓瑟林斯基的老人熟悉起来,他和老人谈得越多,就越发认为瑟林斯基可以给他提供一个进入世界的机会——“在那里,没有哪样东西缺乏意义,没有哪个行动微不足道,每个词语、每次转变、每回留意,都会通向某种探索,这个探索在人的心灵深处荡起回音”。他决定在瑟林斯基面前表现自己,希望这个伟大的人能认可他身上的独特性,帮助他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亚历山大,就像他的父母和外祖母一样,赋予了瑟林斯基魔法般的、神秘的力量,期望这场音乐会能成为改变一生的契机。

格鲁辛娴熟地书写着笔下人物的命运发展,每一个人物背后都蕴藏了惊喜,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栩栩如生,读者读到最后才真正懂得文字背后的深意。就像书中的谢尔盖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对照另一广阔、黑暗、客观的巨大存在,不论称之为上帝,或者历史,或者,简而言之,人生,他个人的体积实在太渺小了”,格鲁辛也深深认同这个观点。她赋予笔下角色以个性和尊严,她对他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体制的轻视,这种同情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本动人的书。

原载于《华盛顿邮报》2010-03-2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3/26/AR2010032601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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