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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一个政治手艺人

年老的政治领袖过世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身后备极哀荣的人物不多,而李光耀是其中一个。尽管李光耀并不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家,但一般对他推崇备至的首先是政治人物。30多年前,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中译本1983年1月出版)一书中,就把李光耀推许为“小国家的大政治家”。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去世,基辛格以一种盖棺论定的口吻说:“李光耀以新加坡这个仅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的“国父”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逐渐成为世界级的政治家,对于国际上的领导人来说他是某种良知的代表。”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则认为李光耀是一位“历史的真正巨人”。

李光耀的主要活动范围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名震遐迩,而今风光犹存。国家之小容易让有些人低估他取得的成就,即使他交出来的成绩单是如此耀眼。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对他抱有某种警觉,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是威权主义的代言人。他对“民主”不以为然的见解以及他用儒家文化“区隔”东方跟西方的做法,也令到这些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强调慎用“新加坡模式”的说法: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模式,它更谈不上具有什么普遍适用性。虽然,这事实上也是李光耀自己的观点,他也认为新加坡的经验“不可复制”。

李光耀:一个政治手艺人

因此,不妨挖掘一下“国家之小”所具有的某种解释性功能:如果我们把新加坡看作是一家“公司”的话,或许就更能够理解李光耀了。不会有人质疑比尔·盖茨一直领导着微软,就如同不会有人质疑任正非一直领导着华为一样。只要在这些领导人手上的公司一直在健康地运转,那么他们的领导就是可以被接受、被认可的。在公司的业务蒸蒸而上的时候,有谁议论过盖茨或者是任正非的管理风格吗?公司的领导人可以是长期任职的,也大可具有不一样的管理弹性。在这方面,李光耀是严格、严厉甚至是粗暴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关起来”,如果说李光耀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他算得上是温和的。如果说李光耀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他是“公司”意义上而并非国家意义上的。

回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一直靠赢得了多数选票作为基础——不少人有意或者无意忽略这个民主事实,用“独裁者”来指称他是一个证据,随意引申他的威权主义是另一个证据——毋宁说,正是这个执政的合法性赋予了李光耀大胆施政的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强调:李光耀的权威主义不是政治层面的设计,更多的是行政层面、管理层面的艺术或者技术。

之所以说新加坡经验不可复制,泰半原因在于现代新加坡是“李光耀的手工制成品”,有太多的李氏印记。比如说,李光耀认为年过40岁的选民一个人不妨拥有两票,因为成熟的选民更有责任感;他把法律强调到几乎不通人情的地步,鞭刑就是宣誓法律之严酷的一种象征;正是因为太了解人的惰性,所以吐痰罚款就带有明显的训戒的意味……这样一个“政治手艺人”,如果他是经验主义的或者是实用主义的,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但是,李光耀更愿意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但李光耀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指的是不受条条框框制约的行动的自由,是管理者拥有的试错的权利。从《李光耀回忆录》中我们知道,当年被逐出马来亚时新加坡几乎一无所有,闽粤族群占多数的人口就是最大的资源了。把这个时候的新加坡比喻为汪洋中的一条船并不为过,李光耀作为船长必须能够审时度势化险为夷,否则倾覆是随时可能的。是这样一种处境锻造了李光耀,他成为一个善于利用每一段历史的时间窗口的人,而且还成为善于在大国博弈的风口浪尖巧妙穿梭的人——也因此,他有时会被视之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而李光耀之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政治家”,跟他对国际事务的判断既深刻又准确有很大的关系。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里,他展示了这方面的智慧和才能。他的洞见俯拾皆是,比如:他认为中国创新能力可能追不上美国,因为中国的文化不鼓励思想交流和碰撞;他还认为中国现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法治。他长期看好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具有巨大的创新能力和恢复能力,但他不看好美国的总统制和大众民主,他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膨胀感到忧心忡忡。他对新加坡“如此成功”有更权威的解释:政府清廉、厉行法治、设施完备、英语教育、引进人才、注重效率……等等。

虽然他有关国际战略的远见卓识精彩好看,但是,相对而言,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更值得重视——这里面有很多经验。他认为政府要做到的事情是根据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奖励;领导人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并且要快速甄别谁能够胜任肩负这个责任;他强调法律和秩序之间的适度平衡、竞争和公平之间的适度平衡……跟一般人泛泛地谈论民主不一样,李光耀谈论是民主如何良性运作。在这方面,李光耀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深谙人性心理幽暗面的政治家的本色:他知道人民是变化无常的;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没有成熟的人民和讲诚信的政党,他认为民主可能是不能良性运行的。

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宣扬为他带来了影响,也同时带来了巨大的争议。正是由于他发现至少是在东亚国家,秩序更具有优先性,社会性高于个人性,所以,他才用儒家文化来跟西方文化做一个“区隔”。儒家文化被他拿来作为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很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正如他选择性地使用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一样,他也选择性地运用儒家文化这个概念。李光耀的理论体系是用一种搭积木的方式来构造完成的,或者是无所谓完成的,根据现实的需要,他随时都可以对这个用积木搭成的建筑进行加减——他亦中亦西、非中非西。
谈论李光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标签我们就无法谈论他,如果我们把他等同于哪些标签我们就会误会他。当代最重要的一位评论家齐泽克高度评价李光耀的“威权资本主义”,似乎认为这将会是李光耀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即:资本主义不一定要依托于民主的体制之下,它可以跟各自宗教、各自文化相融合。齐泽克还顺带认可了李光耀的另一个观点:过度的自由主张导致了自由的滥用,而一些看起来不自由的人却用行动改变了局面。齐泽克的这个发现无疑是看见了李光耀的现实意义,而不是理论意义。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亚洲,新加坡是不多的几个近乎理想的国家之一——在许许多多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等等——都被它解决掉了。新加坡也有它的难题,但那毕竟是“大问题”之后的难题。现在,随着李光耀的去世,一门有关李光耀的诠释学方兴未艾。每个诠释者都希望证明自己看见的才是真正的和正确的李光耀,而别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谁抱有这样的想法,谁就注定无法理解李光耀,因为李光耀的最大价值不在于他的真实和正确,而在于他解决了问题。

文/王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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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注定一生与政治结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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