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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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认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像中国,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了政治脂肪。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的忽视,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是中国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通病,全盘否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在的意义,例如陈序经、胡适等人,一味推崇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实际上是对本国特殊性的否认。

实际上,在辛亥百年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用中国的语境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站在西方的语境探讨中国的问题,这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基础。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没有生命的政治,没有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句话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民主、共和等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政治理念有赖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诉求,而现阶段中国这方面的民意基础是否足够呢?我们应该画一个问号。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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