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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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哲:序《中国好人》

读者眼前的,是刀尔登君近十年来文字的一选集。其中有为遣无聊而写的,有为逞狡狯而写的,但多数的篇目,则是谋稻粱。刀兄悬的标准高,为了混饭吃,不得不卑其笔;对平日的所作,颇不自重。得亏喜欢他文采的几个朋友的热心,这些散出于报刊的短文,才结作一书册的模样,不复局促于明星的花边、富贾的野史与鸿儒的阔论间。

我与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读大学,一起行走于某省的 “南书房”,一起编报纸;在被人威胁夺下“五斗米”时,又“挂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读书”了。刀兄的学问渊博,识见敏锐,这使他在不大的朋友圈或口碑圈里,成了受宠的人,与被惧怕的人;盖在刀兄的面前,我们未免显得愚蠢。他的天资,是旧友皆叹为不及的。记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夺了鄙省的魁元;惟这一经历,成了他 “平生最大的不体面事”,人说必掩耳。盖刀兄的性格,是羞与人争的——而高考无非争竞而已。这个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鸣里,自毁黄钟,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悬鹄太高;往往刚一开头,就拿心里的尺子——我每告诫他 “那可是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呀,哥们儿”——量自己,而每量必气馁。故他的 “有作”,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了。收入这集里的文字,不过他棋酒的余事,或混饭的勾当而已。

序《中国好人》

即便如此,这集里的文字,也大有可观了。就自然的作品说,人不多见山,多涉水,是不可称某山高,某水广的。人的作品,也须比长量短,方知高下。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刀兄的文字,则是出乎其时代的。他的名词有确义,动词能使转,小品词的淡妆,更弥增其颜色;至若句式,则如顽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转。故刀兄的友人们——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称是“文明堕落的一阻力”。这或是爱屋及乌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于私谊者,是有时而尽的;人所主张与反对的,也有过时的日子。到了那天,人们评判文字的好坏,将不复以激情,以偏见,而仅以品质。刀兄的友人们于今天的感受,想那时必多共鸣的人。

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Oliver 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虽挽狂澜于既倒,是个人力不能胜的;但刀兄于驱遣文字时所表现的 “洁癖”,亦自为精神之“骨气”的宣示或对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脱。如这集里所论的,大都为古事;然所见每与我们听说的不同。常人论以道德、善恶者,刀兄则论以平恕。此即《红楼梦》所称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虽然刀兄对《红楼梦》一书,是素来鄙薄的。这个思想自周氏兄弟以来,即有人提倡之不遗余力,但今天我读刀兄的书,仍有孤明先发之感,由此也知我们思想的不长进了。

二十多年来,我与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颇感庆幸的。因我们所居的城市,粗鄙如“头曼”;可与语者,举目而寥寥。鱼之大幸,固是相忘于江海,但陆处于涸辙,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遗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于游耍了。言毕不免“当奈公何”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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