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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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制度——重读《万历十五年》

看完了《明清史讲义》上,脑子里重复《万历十五年》和张居正,有了再看它的想法。又过了数年,再读《万历十五年》,自己买的那本静静地躺在老家,图书馆借来一本泛黄的中华书局82年出版的。

万历十五年,看似平淡如常的一年,整个寂静的帝国那时泛起了几个小小的涟漪,“风起于青萍之末”,由此引发后来的风暴将帝国倾覆。故事涉及荒怠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官僚典范的南京都御史海瑞、被遗忘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当时看书,许多问题不甚明白,多看了一些明史和多经历一些事非,对书的内容有了稍进些层面的了解,对事物的看法有了些许不同。

当时看只是颠覆了教科书的中历史和历史人物,教科书把君主分为贤明、仁德和昏庸,把臣子分成忠和奸,简单地用道德将人物分为了好与坏、美与丑,连那些配图的脸谱都是一样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将所有人物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还原成了人。复杂的人,因他有情感,他可能软弱、亦或许坚强,内心总保有一份多愁善感,人是复杂的多面。而今,更想看到大树和山的全貌,不因一叶而障目。

书从一场宫廷的谣传开始,慌乱的百官,一场虚惊,依旧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场看似荒唐的闹剧以礼部和鸿胪寺之官员被处罚而告一段落。故事的主角出场,这位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已经亲政五年了,但他却懈怠皇帝这份工作,令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而拒绝上朝面对他讨厌的百官。从小饱读经史的皇帝也有自己的抱负,曾经也想勤政、治理天下,努力做到圣贤所提倡的尧舜之最高目标。十九岁他成年,严师和首辅张居正先生过世,他开始亲政,不少反对张的一党以前摄于张居正的权威之文臣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他们被抑制的怨念开始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清算上代首辅的运动,从皇帝的一项“仁政”开始,年轻的皇帝认为过去清丈全国土地,出现许多不法行文,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等等,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皇帝轻易地取消了这项首辅张居正主持的却未完的工程,如完成它可能是为千秋万代之伟业,帝国的税收也不会被那些隐瞒田产的官僚、地主给侵占,随后破产,这是后话。反张一派开始大张旗鼓地攻击张居正,包括他之前的改革措施、个人奢靡的私生活,他们罗列了张种种罪状,如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yu)爵、任用私人等等。而现任首辅张四维亦趁此机会,在群臣中建立自己的威望,干尽落井下石的事情。而对于万历皇帝而言,他最直观的感受是从小严师张居正都义正言辞地告诫他节俭,没想到真相却是张先生如此言行不一,个人生活极其奢靡。满口节俭,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年少的君主感觉过去十年所建立对张先生的依赖和信任,仿佛一夜之间坍塌了。优柔寡断的皇帝还在犹豫和彷徨,而他的臣僚们却奋勇向前。

群臣对前代首辅是如此怨毒,持续多年,不彻底清算前领导,那些“正直”的士大夫绝不罢休。他们对他的攻击,跟其它党争的方式一样,总是采取那种“去皮见骨”式的攻击(个人认为此攻击更类似于“化骨绵掌”),最初的攻击从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种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先派一名无名小卒登场,攻击层层递进,最终问题上升到道德和忠君、谋逆的高度,此时大将出马扳倒一党或多党(看似绵软无力、漫不经心的一掌确是精心设计直接要人性命的招数)。张居正在内廷的伙伴冯保,最先被打倒,他收受的贿赂实在惊人,以此类推,张居正受贿只会更多而不会少。万历皇帝并未因此查抄恩师的家,实在下不了这个狠心。但群臣的攻击是连绵不绝的,捕风捉影的王大臣案、张居正时代高启愚的科举命题《舜亦以命禹》被认为是劝进张首辅当皇帝,高拱的遗著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风暴席卷整个明王朝,张居正家被查收,子孙被流放,张所任用的贤能名将,潘季驯、戚继光等人他们被定义为“坏人”,而被罢免官职。张首辅过去十年改革努力付之东流,帝国和群臣又回到了安全、懒散的原有状态和位置。为何群臣对他如此怨毒,似乎他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怨恨总也无法释怀,故事从张先生的改革说起。

本朝以礼治国,皇帝是道德规范和权力的中心,从中央到地方省、道、府、县等,文臣们是皇帝的代理者。臣子是地方具体问题的实施者,越到中央,具体的问题越加抽象,皇帝本人也变得相对抽象,道德常常取代法治而解决现实问题。那些具体涉及到家、国、天下的问题,由臣子们以文字的形式上奏,层层上报,地方到六部再到内阁,最后到皇帝手中,皇帝是这一切的仲裁者,他用朱笔批阅这些奏折,简单的圈阅或者字符便是圣裁。一切问题都围绕着文字和道德展开,文官是帝国皇权的代理者,繁重的案牍工作,内监也是皇帝必不可少的助手。但到了明帝国中期,越来越臃肿的帝国,官员缺乏效率并且腐败,军事防御、河道治理等公共事务日渐荒疏。农耕国际的实物税收成本高收益低,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宗人府人口、多达两万的宦官和宫女等巨大开支,不堪重负的帝国财政更加无力管理重要的公共事务。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皇帝年幼,太后信任,宦官支持,年富力强、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因此大权在握,改革才得以有效地实施。一条鞭税法改革、官员的考成、任用贤能、全国耕地的重新丈量,使得万历初年,朝廷边区安定、国库丰盈,有中兴之朝气。凝固的制度——重读《万历十五年》

但历来改革的名臣都饱受争议,最终结局都很悲惨,王莽是篡国的外戚、王安石被保守派彻底打倒,无论改革还是变法,涉及到保守派的利益,都可能被强有力且大多数的保守派反噬。因解决问题而选拔设置的文官们却成了帝国的最大问题,张居正看到了、申时行也看到了。崇实的张居正跟太祖皇帝一样,并不信任科举考试晋升文官具备治理地方的才能和素质,社会上所推崇的饱读经书、华丽衣着、口若悬河之辩才的文人士子,被他比喻成古匣中的古剑(王世贞)和挡路的芝兰,中看不中用。他用手中权势,选拔贤能,便成了别人口中任用私人,从此也多少又加深了对后来李鸿章大人所说的:”不任人唯亲还要我任人唯疏不成”名言的理解。张居正另外还通过私人信件的方式,与亲信的地方官员,使自己的意志和政策得以有效实施。改革一开始,张居正大人就站在了所有文臣的对立面,考成法令原本懒散的群臣变得坐立不安,耕地的重新丈量令那些隐瞒巨量田产和军田的地方官豪族和他们背后的官僚集团吐出原有的巨额财富。他用自己的权威和短期见效快的改革压制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伟大的改革家将自己仿佛置身于火炉中。

张大人死后,被压制的怨念爆发了,或许皇帝本人和张居正生前都没有想到,群臣的报复变成如此可怕的风暴,冯保的失势、过去的翻案,适时出现的高拱遗著更是成为强有力的催化剂。改革付之东流,张居正家产被抄,后代被发配边疆,先前依附在首辅周围的小人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查收张先生家的酷吏、打手。

张居正的案子持续了多年,亲政的皇帝欲摆脱朝廷一直以来张居正留下的影响,这些年过去了,张一案总算尘埃落地,皇帝准备开始亲政了,但他突然发现缺乏恩师的支撑和内阁的帮助,他直接面对地下的文武百官,他无法实现任何个人的抱负和施展能力。早慧的他可能早已察觉,他无法信任这些底下的文武百官,他可以罢黜他不喜欢的官员,他却没有权力任用自己喜欢且信任的能臣。那些口称自己为臣子的官员们,只是把他当过道德和礼仪的象征,他是各种帝国熬人筋骨的庆典、仪式最重要的道具。理论上,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但他却寸步难行,成了紫禁城的囚犯;理论上,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但他却无法任意支配那些钱财,户部、御史大夫们会搬出无数道德和祖制让皇帝节俭,取消额外的花销;理论上,立继承人一事,作为一家之主、一国之主,他绝对说了算,但是手持“正直利剑”的大臣们前仆后继地对皇上劝谏“立长不立幼”。万历皇帝的悲剧,在于他知晓以往的历史和当朝这一切,但优柔寡断的他无法改变任何,这个凝固的制度,他作为守成的皇帝无可奈何,他只能消极地对待一切。在紫禁城监狱中发泄多余的气力,和懂得他、把他当做一个人的郑贵妃在一起。

凝固的制度,困在里面不仅只有忧郁的皇帝,他的首辅申时行,小心翼翼地在皇帝和群臣之间寻求平衡,调和着他洞悉的阴阳,他的前任给了他足够的教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这位官场的“老祖宗”的行为准则。荒怠的万历皇帝和亢奋的群臣,首辅按他自己的方针,默默地处理着帝国的运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儒家坚定的信仰者、法治制度的践行者、明代官僚的典范,海瑞大人已然老去,官员们和百姓尊敬他,爱戴他,却又惧怕他,他的正直令人既敬仰又忌惮。海瑞大人并非不晓得官场中的阴阳,但他坚定自己的儒家信仰,不仅公开宣扬儒家的理想,清廉的他身体力行地做到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做到的书中的标准。他相信法律和法律的技术,但在松散的社会组织,法律之外的所有不足都是依靠礼仪道德,甚至道德常常凌驾与法律之上,他坚持的信仰或许过于超前,他的具体措施并未因他个人的努力和威名而取得成效,反而遭到所有人的厌恶,皇帝和群臣对他敬而远之,他成了古怪的官员,成了他们口中“志大才疏”的代表,在陪都南京获得闲职,孤独地老去。另一位孤独的是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的伟大光辉今日在长城脚下依旧能见到,在重文轻武军事羸弱的朝代,戚继光取得军事将领能拥有的所有最高荣誉,这得益他超人的魅力和才学,包括他在土木工程学、军事学、管理学、制作操典等实际应用领域的才能。但在那种只喜欢会华丽辞藻的诗人、口若悬河的辩才、满腹经纶的秀才之社会习气中,武人和军官跟商人一样被痴迷崇拜文字和科举的人们所鄙夷,戚继光幸运地运到知遇的谭伦大人和张居正大人,羸弱的明朝军事也让他得以施展军事将领的才华,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进行改革,使得万历时期的军事实力有复苏、振兴的气象。但清算张大人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卷进这场政治风暴,一辈子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皇帝之原谅。豪迈的将军,一生辉煌的戎马生涯,最后似风中残烛,一代名将孤独地离开人世,不仅仅是帝国的悲剧,更是这制度的悲剧。僵化的制度,腐败的官僚集团,缺乏财务管理会计、法律制度、军事技术,政治过于早熟的儒家社会,将所有重心放在礼治、道德上,对于文字的经书和文字的历史耗费所有人的精力,力图维持最朴素的乡村农耕社会。

再细想,《万历十五年》从制度上之角度去了解的话,收获也是不同。如果说通过张居正大人来阐述财政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和申时甫则代表礼治和官僚制度,海瑞则代表法律制度,戚继光象征军事制度,李贽则思想哲学的代表人物。

明朝自宣德之后,一直受困于财政,低税收和低效率的征收要养活越来越多官僚、宗人和宫廷人口,财政的状况到了万历朝,已然十分糟糕,张居正以严师的身份教育皇帝节俭,除了道德上的教育,同时也是因为现实的情况。朱元璋开国之初,定的税制是基于全国众多中小自耕农家庭进行低税收的土地税和按人丁所负的劳役,他规定只征收百分之三的粮食,他老人家的宗旨是藏富于民,大地主和功臣都被他老人家给打倒了,也因此明朝没有巨阀豪族,没有外戚干政,万历的姥爷只是个落魄的小军官。农耕国家,税收,征收的是实物即粮食,征收的对象理论是所有在帝国版图的人,征收多寡的依据是明初丈量的耕地(鱼鳞册),征收的执行者自然是帝国地方官僚但那些县官一方面不具备行政能力另一方面征集税收的工作有辱斯文所以最终所有具体的事务成了胥吏们的事情。在这一整个征收的系统下,征收税收缺乏效率,因繁重的征收税收和地方工作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实际工作者胥吏们和地方上实际的领导者(科举出身的士人和乡绅、宗族领袖)必然成为天然的伙伴。征收最大弊病也在于他们这些中间人身上,他们的特权自然令他们很容易逃避税收、隐瞒巨额耕地,地方上级下的定额税收自然落到了大部分中小自耕农身上。而农业的生产除了日复一日的辛勤耕作外,还要看天的脸色,粮食自然有丰年和歉年,税收却是要年年缴付。对于农民缺乏有保护作用之银行和信贷制度,那些中间人成了扮成“小红帽的狼外婆”,民间的高利贷令多少人成了只能出卖自己的佃户,土地被中间人给吞并。那些胥吏和地方乡绅变得愈加富有,更多的中小自耕农找他们寻求庇护和逃避税收,最后帝国征收不到足够的税收用于公共事业、军事防御和皇族官僚生活,而帝国的税和劳役却重重都压在最穷的农民身上。

货币制度,明清两代的货币都是两金制,白银和铜币。货币即钱,钱的流通即为经济,钱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价值,但它的流通正如大自然中水的流通,水流过的地方,那里就春意盎然。货币的流通也给商业和社会带来更多生机,但明代纸币发行的失败,铜币又因为铜矿的开采不足,制作水平低劣,官方的铜币甚至不如地方私铸的铜币,最终只能使用白银最为主要货币。张居正大人一条鞭的税法改革,便是将各种苛捐杂税的实物形式折合成白银,消除那些低效率实物税收的各种弊端。他的改革另一项伟大的工程,重新丈量土地,让那些与地方官僚、胥吏们密谋隐瞒耕地、逃避税收的乡绅们无所遁形,无疑更是增加国家的收入。这项庞大的工程,最后因万历皇帝亲政,群臣的反扑下,被万历施仁政名义下令终止全国丈量,这也是对张的清算之开始。商业的活力在明朝已然出现萌芽。但明太祖定下的朴素、凝固的制度本身就是束缚货币流通、商业贸易,所有人在儒家的传统下,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产的生活,人们被编入册籍,禁止流通,压制商业行为。因为流通和商业活动意味着变化,依赖礼和教化管理人们的政府,更加无法管理和控制,更多的变化出现,讲究秩序等级之儒家的统治者认为那些变化可能最终推翻政府。明朝最后的覆灭也因为经济危机,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剧减,百业萧条,人们失业,铜钱与白银的比越来越大,底层百姓的生活愈加困苦,最后也是起义的农民军逼着崇祯皇帝上吊。

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是皇帝的帮手,皇帝是天下的仲裁者,而熟读经史的皇帝办理公务和判断是非,所依赖的信息就是那些地方官员的奏折,明朝的官僚制度又可称之为案牍制度。所以为何古代百姓为何对文字那么痴迷,这种文官制度加强了对文字的迷信,子女必须听父亲的,妇女必须听丈夫的,而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必须听那些有文化的人。八股文科举考试,便是选拔这类文官的唯一考试,也是在凝固的社会中唯一被公认为正途的向上之社会流动。考试不仅是漫长的和熬人筋骨的,它也是一场场赌博,押上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他的贤妻、良母,一个家庭、几代人甚至整个宗室家族。最后少数人获得机会,当官拥有权势,却让他们按照经书中所讲的那般甘于拿着低廉的俸禄为百姓和社稷兢兢业业如海瑞般做着公仆,现实本身如此悖论。贪腐不可避免,但这些通过八股文考试的文官大多因考试都耗费了所有精力和智力,在行政和管理上则十分平庸,但朝廷却无从考核因年谊、师谊、乡谊、姻亲等各种关系组成集团的他们。在这个礼治的国家,皇帝处理事务,通常是不讲对于一人一事的公平,而是须合乎道德,那些假装道德高尚的人试图掩盖其能力上的不足,还借以道德武器去打击那些道德上有瑕疵但能力突出的同僚。正如申时行所看到了,为解决问题而设置的官僚集团现在已经成为明朝最大的问题。

法律制度,明代的法律是朴素、简单的,海瑞大人他不仅廉洁奉公,还一生都在致力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道德教化的人治国家中似乎有些超越了那个时代。大明律并不讲究法律平等,它反而是通过鲜活的案例教化大众不要去触犯法律和等级权威,多少是那种以儆效尤的意味;大明律法比较简单、朴素,最后御史、地方官办理案件大多依靠例而非律。另一方面当地乡绅和长老作为地方上实际的领导者,纠纷和案件大多数在他们那里就得到解决和处罚,普通的百姓甚至富裕的家庭常常也经不起那种漫长等待、倾家荡产的诉讼。(对于法律制度还是缺乏知识和了解)。

军事制度,无疑,军户制度在嘉靖倭寇入侵时就显示出其破败和不堪,缺乏操练的军户士兵,数量众多却毫无斗志和军事技能,最典型的事件便是有组织的几十人倭寇军队居然能在帝国陪都南京周边转悠、洗劫,陪都附近几万人的军队对此居然毫无对策。军事羸弱到令人沮丧,文官统治的社会,人们对文人的认可,对文人特权以及地位的追求令那些在战争中出身入死的士兵和将领在这个道德礼治、讲究秩序稳定的社会中找不到工作和位置。层层的贪腐更是侵蚀着帝国的军事防御和力量,贪赃枉法、克扣军饷、虚报军功等等,最后你会发现本该亚洲最富有帝国之军队却可能是一群衣衫褴褛、良莠不齐的乌合之众。“好男儿不当兵”,不仅在明代,至今人们都信奉这句话。戚继光大人在抗倭战争中得到上层的支撑有限地改变了状况,但他的戚家军也只能一直被限制在三千人左右。他的管理学、工程学、兵法、操典和军事理论却无法得到很好的应用,人们更看重哪些空洞的辩论、不明所以的诗歌。财政日渐窘迫的帝国更无法实现他和俞大酋的海军舰队之宏伟目标,桀骜不驯的将军随着张居正大人被清算,他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孤独寂寞中死去。

历史的悲剧在于我们的无知和少知,礼为一切社会行为之规范,明朝在法律、军事、行政、组织等各个方面技术和管理上不足皆以礼补之,结果礼成了凝固的制度,所有人都被困在凝固的制度中,我们却无力改变,愈挣脱困死得愈快。

来源 豆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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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论

  1. 《万历十五年》应该算是历史类的入门书了吧,故事很好看。张居正威权震主,这是他应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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