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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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

首先,我想对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些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来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谁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这时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复杂。在我看来,事情所包括的也不仅是“情绪”了: 不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中断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那种坦诚的误解,也不仅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有意曲解和伪造,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更害怕一场针对那个时期的公正而仔细的调查被引发,而非我的书本身。

这场争论总是提到各种纯粹的道德问题,其中有许多我从没碰到过,而其他一些我也只是捎带提及。我对审判作了一个事实性的叙述,在我看来,甚至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也是从我认为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案件事实中明确地得出的。我指出了一个因与我们关于恶的理论相龃龉而令我震惊的事实,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种虽真实但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

我有点儿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仍然与苏格拉底一样,相信受冤枉要比作恶好。这种信念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人们普遍相信:人不可能经受任何诱惑;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值得信赖,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期望是值得信赖的;被诱惑与被胁迫几乎是一样的,而用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她首先发现这个谬论——的话来说:“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就是这么回事。”尽管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诱因,可以是使一个人免于遭受惩罚的合法借口,但它肯定不能被道德正当化。最后并且最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其结果必定是要得出某种判决的案件,我却被告知下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下判断。顺便说一下,这也是艾希曼自己反对地方法院判决的理由。当人们告诉他当时有其他可选办法,而他也本可以避开履行他的谋杀义务时,他坚持说,这些只是产生于后见之明的战后神话,是那些不知道或已经忘记实情如何的人们所迷信的神话。

关于判断的权利和能力的讨论,之所以触及了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原因有很多。这里涉及两件事情: 第一,如果大多数人或我的整个周围环境已经预先判断了某个事件,我如何还能分辨是非?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第二,如果可以的话,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判断那些自己并没有亲历过的事件?就第二点来说,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能力的话,看来明显的是,任何历史编纂和法庭程序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可能有人会更进一步主张,在那些我们运用判断能力的事例中,很少是不通过后见之明来判断的,而这对历史学家和法官同样真确,法官确实有理由不相信目击者的叙述或在场者的判断。此外,因为这一不在场者的判断问题通常伴随着傲慢的控诉,所以,谁还能声称,去判断一桩不义之事,就预设了自己不会犯下这同样的罪行?甚至一个谴责杀人犯的法官仍可能会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

乍看起来所有这些就像精雕细琢的胡扯,但是,当许多并没有被操控的人开始胡扯,并且如果其中还有知识分子,这时事情通常就不仅仅牵涉到胡扯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对下判断的恐惧,这种下判断与《圣经》中的“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种恐惧是基于对“投下第一块石头”的恐惧,那它就辱没了判断这个词。因为在不愿判断的后面暗含着这一看法,即没有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还暗含着这一疑问,即是否有人可以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或者能够被期望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责。在道德问题被提出,即便是被顺带提出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将面对这种可怕的缺乏自信和勇气的状况,还要面对那种虚假的谦虚,它体现在下述说法中:“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这个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同等的邪恶,那些试图,或假装试图保持一些正派作风的人,或者是圣人或者是伪君子,而他们都不该对我们进行指摘。因此,一旦有人责难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以历史潮流和辩证运动为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以在人背后起作用并赋予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以某种更深层意义的神秘的必然性为基础,去责难所有的行为和事件时,就产生了那种喧嚣的抗议声。

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

反抗平庸之恶

只要一个人把希特勒的所做所为追溯到柏拉图、吉奥阿基诺•达菲奥雷、黑格尔或尼采,或者追溯到现代科技,追溯到虚无主义或法国大革命,那么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在一个人称希特勒为大屠杀的凶手时——当然,这掩盖了这个特别的大屠杀凶手在政治上极有天赋,也掩盖了第三帝国的整体现象不能单单在希特勒是怎样一个人以及他如何影响人们的基础上得到解释——他就会遭遇一种一致意见,即认为这种判断是粗浅的,缺乏精研,不能允许它干扰对历史的解释。

在这里,我想提出的看法超越了集体责任(collective guilt)概念中那种众所周知的谬误,正如这个概念首次被应用于日耳曼民族及其集体的过去——所有遭到谴责的德国人和从路德到希特勒的整个日耳曼历史——那样,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极有效的对所有那些确实犯下罪行的人的粉饰,因为,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为了看出这个概念的荒谬,你只要把基督徒或整个人类放在刚才为日耳曼人留下的位置就行了,因为这样甚至日耳曼人也不再有罪了: 对那些犯罪的人,除了集体罪行这个概念外,我们根本连他们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除了这些想法,我还想指出的是,如果人们求助于下判断、指名道姓和确定罪责——唉,特别是确定那些位高权重者的罪责,无论他们活着还是死了——求助于这类极珍贵的理智能力的话,他们的恐惧一定非常根深蒂固。因为,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正是由于从来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受谴责,基督教才安然经历许多比庇护十二世更恶劣的教皇。有些人为了拯救一个达官贵人,把他从甚至根本不是一桩罪行而只不过是一个已供认的疏忽之过错中拯救出来,而宁愿抛弃整个人类,对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不存在针对冷漠之罪的法律,也没有为判决它而设的法庭,这是幸运和明智的。但同样幸运的是,在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个机构,在那里根本不可能消除个人责任,在那里所有对于非具体的、抽象的本性——从时代精神到俄狄浦斯情结——的辩护都失效了,在那里被判断的不是体系、潮流或原罪,而是像你我这样有血有肉的人,其行为当然仍是人的行为,但他站在法庭内却是因为触犯了某项法律,这项法律的存续对共同人性的完整至关重要。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绝不相同,但是因为它们都预设了判断的权能,所以它们相互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没有哪一个法庭记者,如果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话,能够避免被牵涉进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能不依赖法律知识而辨明是非?没有经历过相同的处境,我们该如何判断?

在任何独裁统治之下,更不用说在极权独裁统治之下,那些在一般的政府中仍能被明确辨认的少数决策者,已缩减为一个人,所有控制和批准行政决策的机构都已被撤销。无论如何,在第三帝国中只有一个人作出决定,也只有一个人能够作出决定,故而也只有这一个人在政治上是负全责的,那就是希特勒本人。因此他曾经把自己描绘为所有德国人中惟一不可替换的人,这绝非自夸而是非常正确的。其他从上到下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零件,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这是否意味着其他人都不负有个人责任?

当我到耶路撒冷出席艾希曼审判时,我感觉到,在法庭背景下,这整个零件理论不再有任何意义,这正是法庭程序的重大优势,它因此迫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审视所有这些问题。当然,可以预见,辩方会尽力辩解说艾希曼只是一个小小的零件;有可能,被告自己也会用这些术语考虑问题,而他确实始终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控方使他成为最重要的零件——比希特勒更坏、更重要——的企图,却是一桩让人始料未及的怪事。法官做得很对,他们抛弃了那整个主张。顺便提一下,尽管我对控辩双方有那些批评和赞扬,我也抛弃了那个主张。因为,正如法官费很大劲去明白指出的,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例如反犹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恰好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显然,在大多数犯罪组织里,那些小零件实际上犯下了大罪行,而人们甚至可以主张,第三帝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需要所有职员犯罪牵连的切实证据,而不仅是梯队的基层人员。

法庭向被告提出的问题是,某某,你这个有名有姓、有出生时间和地点、可确定的并因此不可替换的人,是否犯下那些你被控告的罪行,而且,你因何犯下这些罪行?如果被告回答道:“那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我做的,我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自己主动做什么事;我只是一个零件,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的;我站在这里受审,纯属偶然。”——这样的答复可以被当作无关紧要而被排除。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或抗罪,他实际上就成了一只替罪羊。(艾希曼本人希望变成一只替罪羊——他提议把自己公开绞死,把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法庭驳回了他这最后一次使自己感情兴奋的机会。)在每一个官僚系统中,责任的转嫁都是惯例,而如果有人根据政治科学来定义官僚制度,即把它看作一种政府形式——办公室统治,相对于人(一个人、少数人或者许多人)的统治——那么不幸的是,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而且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是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但在法庭中,这些定义统统无效。因为对于这个答复:“不是我,而是那个体制犯下的,我在其中只是一个零件”,法庭马上提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对不起,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继续做一个零件呢?”

如果被告想转嫁责任,他就必须再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他必须提到更多名字,那么这些人就作为可能的共同被告出现,而不是作为官僚制度或其他必然性的体现者出现。艾希曼审判,像所有这种审判那样,如果它没有把零件或帝国安全首脑办公室第四科第四室的“指示物”变为一个人的话,就将失去其所有重要性。只是因为这种推理甚至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完成,个人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的问题才能产生。而且,这种从一个零件到一个人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那种类似零件性的东西在接受审判,这种零件性即指下述事实:体制把人变为零件,以及极权体制比其他体制尤甚。这种解释只不过是对法庭程序的严格限制的另一种逃避。

 

(本文来源:汉娜·阿伦特著《反抗“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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