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编辑推荐
首页 » 精选书评 » 我在黄河边寻找真实的乡土中国——《黄河边的中国》

我在黄河边寻找真实的乡土中国——《黄河边的中国》

人生经历寻找别样的生活

 
曹锦清出生在浙江兰溪市,祖上经商。父亲破产后,5岁的曹锦清随母亲去了外婆家—浙江龙游县上圩头乡横路祝村。时为1953年。
 
两年后,曹锦清母亲辗转至上海工作,父亲不久即病故。“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曹锦清正读小学3年。在“大锅”里只吃了两个月4两一碗的干饭,村上的米没了。年幼的曹锦清不清楚农村公有制经济为何物,饥饿的滋味却使他很怀疑“人民公社”。1958年10月,曹锦清不得已被母亲接往上海。然而,在乡间打闹了10年、语言又不通的曹锦清不习惯上海—窄小、计较、欺负乡下人,他留恋在龙游的外婆家,甚至认为自己是外婆生的。外婆懂点医术,十里八乡的孩子遇有病,经常抱来,在曹锦清儿时的印象中,外婆摸摸小孩的头,烧炷香,临走再包些中草药,小孩很快就能好。外婆从不收费,她告诉外孙:别人说你好,你才是真好,人敬你一尺,我们定要还一丈。外婆素朴的美德教育,滋养了曹锦清幼小的心灵。
 
初来上海两年,曹锦清常闹着回老家去,他盼着生活在有善良外婆的乡下,山野的宽广、自在对他有种天然的亲和力。曹锦清后来说,回到乡土他才有生命的切入感。以至40多年后,他对上海仍然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对都市生活不适应,而更喜欢乡村,直到今天。
 
曹锦清13岁始,学业猛进。中学时,尤喜思考,常苦想“人生的意义”,他在自己的亭子间墙上写下六个字—为谁活、怎样活。为找寻“意义”,曹锦清翻了很多书,均无结果。高中期间,他还把南京大学两大本天文学教材看了一多半,他猜想,人生的意义也许同繁星灿烂的天空有关。然而,那些天文书籍也没能回答他心中的渴望。
 
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在崇明农场苦干两年。1970年,油菜花盛开时节,曹锦清发生了精神危机:他虽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村,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而远在城市里家人过的那种工人生活,更不是他想要的。那都是今天和明天没什么两样的重复的生活,活一天等于活一年、十年。
 
为找寻别样的生活、别样的意义,1972年,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曹锦清报名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培训班,以图在历史中找寻答案。之后在中学当老师,又支教援藏去拉萨两年。1978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读过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哲学书后,曹锦清突然觉得在某个瞬间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现实生活才是惟一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却在几十年里给自己“思考”掉了,他发现了跟家人、同事、朋友在一起的快乐。那年,曹锦清已40岁。
 
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曹锦清被引进来。针对80年代初中期“译语”的泛滥及其“中国应该如何”的喧闹,大家提出口号—返回实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他们认识到,必须走出西方的学术语言和价值目标,从另一端观察中国社会,直接阅读中国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搞不清中国“是什么”,只一味地讲中国“应该是什么”,毫无意义。
 
最能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就是乡村。那年10月,曹锦清与同事张乐天打点行装,回到曾经熟悉的浙江海宁盐官镇蹲点,前后调查一年半,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1996年5月,曹锦清前往河南,漫游中原大地,将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结集成《黄河边的中国》。
 
10月初,记者在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寓所见到了这位目光中总带着新奇的学者:嗓音清亮,思维敏捷,交谈中时不时还要瞟一眼墙上的那幅《顿悟图》。他说,《黄河边的中国》之所以写成这样,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我要呈现一个事实给大家看,尤其是给处在城市里面急于与西方学术语言接轨的知识分子看,让他们看一看,在急于向前跑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的中西部有更大的一块——更广大民众的实际生存处境。”
 
人物自述·故事 我看到的黄河边的中国
 
托熟人套关系——从“后门”进入现场
 
计划中,我们想调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方的农村社会;东部是已经看到的《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在西部我一直想找个典型,现在还没找到。
 
选中河南乡村作为调查场所,不仅因为黄河边的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属“内地”,那里也是我们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和连绵不绝的基地。可是,我和张乐天在浙江盐官蹲点时,利用的是张乐天老家的熟人关系,有熟人容易进入调查现场,也能尽可能保留现场,这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然而怎么进入河南乡村呢?找有关部门自上而下地“进场”,现场有可能被破坏,多数时间又会耗在应酬上。我想弄一个全国通行的记者证,费了半天劲,没成。再说,单凭记者身份也未必能得到我想要的真实材料。我只能走“后门”。碰巧,1996年3月,我在河南大学的三个朋友来上海联系创收办班的事,我提了想法,他们答应帮我通过私人的朋友亲情关系“进场”。
 
老刘家——一个家庭经济处于鼎盛期的农户
 
到开封与朋友见面,在河南大学、开封大学讲演,再在酒桌上认识朋友的朋友,用去了将近10天。1996年5月21日10点,我才到了调查第一站—开(开封)兰(兰考)公路南侧的老刘家。
 
刘家离开兰公路二三百米,穿过公路的引黄渠泉涨河正好从他家门前流过。户主老刘52岁,复员军人,妻48岁。两人有三女一男。大女儿已出嫁,二女儿曾给我的朋友老李做过保姆,现在开封打工,小女儿小学毕业后务农,小儿子读高中。按恰亚诺夫家庭生长周期学说,刘家正处于生长的鼎盛期。
 
老刘的院墙是砖砌的,里边有两处房子:一幢是砖瓦结构的老式三间平房,山墙左边搭着两间简易房,一个是厨房,一个堆着农具。另一幢是新建的楼房,下三间,上一间。底层的客厅内有几张简易沙发,一张方桌。左边那间堆着好几千斤稻谷,是家庭粮仓。老刘挺憨厚,他说:“谷价太贱,一直堆在家里。村上家家都堆着几千斤余粮。”右间是他女儿的闺房:一张简易大床,一只大衣柜,一台落地电风扇,一台缝纫机。床头墙上,贴着几张明星的剧照,还有几张身穿泳装的美女,一张是三点式的,很性感。
 
老刘说,他家有承包地9亩半,一年麦稻两熟,温饱能解决,稍有节余。我一笔一笔帮老刘算:麦、稻收入,那台四轮拖拉机农闲时拉脚儿赚的,他二女儿在开封打工的收入,外加养一口猪,去掉各项税费,老刘一年能剩下8117元。老刘看看自己算出来的钱,连忙说:“没那么多,咱是自己人,跟你说实话,家里花钱从不记,一年省着花,也就剩下个五六千元。这些年攒的盖房子用了2万,拖拉机2万,两个女儿没结婚,儿子正读高中,都得花钱。”
 
老刘告诉我,像他家这样的,在村上属中等户,村里发点财的只有五六户,都是靠亲戚关系搞建筑包工和倒腾粮食的。全村穷得叮当山响的就3户,一是低能,二是懒,三是疾病。我在老刘家住了几天,经过调查发现,他说的并不假。
 
乡机关有自己的困惑
 
5月30日上午,我正在旅社读书、做笔记,突然接到开封党校李永成老师的电话,说去兰考小靳庄调查的事刚联系完,马上就能去。
 
兰考是焦裕禄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进入兰考县,就觉得树多,一路所有村子,全掩映在树丛里。我猜想,那些一定是焦裕禄提倡种植的泡桐。到小靳庄老李家时,已经晚上8点,站在大门口的老李妻子,看上去眼熟,像我老家的表嫂。老李3个孩子,大女儿已结婚,小儿子读初三。大儿子和女朋友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永成告诉我,那温柔的女孩是河南大学某教授的女儿,两个人正做着“金榜题名”的梦呢!
 
李家有两幢房屋,没看见围墙:一幢是70年代盖的,土墙瓦顶,两间,堆放杂物,刚清理出来,作为我和永成的住处。一幢是1986年盖的新屋,砖瓦结构,三间,里边没有墙壁间隔,只有一床被单将卧室和客厅分开。屋里除了两张大床,一张旧书桌,一张旧香案,一张吃饭用的矮桌和几把自己做的木凳外,什么也没有。屋里屋外转着闲聊了两个小时,老李妻子做好了饭:四瓶啤酒,六盘蔬菜,不知她是怎么变出来的。点上蜡,大家围在小方桌前,月亮刚好挂在院子里泡桐树的树梢。
 
从小靳庄到乡政府有4公里地,乡党委书记在开封听过永成的课,有点交情。在去乡政府的路上,我俩正好碰见乡党委书记,看上去也就35岁上下。我们讲这次下来是纯学术研究,不是记者调查,更不是官方察访。书记很爽快地约来了他的班子。座谈会开了一下午,可他们说得最多的却是乡党政机构:像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妇联、广播站、卫生所……都是计划时期留下来的,计生办、土地所、派出所……是随着需要增加的。原来乡财政负责人是1个,现在变成财政所,有20人。分管计划生育的人最多,以前也是一个人管,如今是30人。更有意思的是,谁都说不准全乡到底有多少人口:农经站长说有23192人,乡派出所统计是2.5万人,计划生育办公室却报出2.6万人。我想,不是他们糊涂,而是有的农民为了躲避罚款隐瞒自己生了“黑孩子”。
 
我问他们,要完成全部工作量,乡政府得多少人,他们讨论了好大一会儿,认为30人足够。乡政府现在却有150人。
 
计划生育工作中有让人笑不出来的荒唐事
 
9月30日,我来到李永成叔叔所在的村,了解“黑孩子”。村支书介绍,这一两年来,超生减少了。1993年超生一个罚2000元,超生两个再增罚3000元;1996年就都涨到了7000元和1万元。
 
村支书说,村上育龄妇女三个月检查一次,逃避也罚:“从1992年起,新规定说,各村每年要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县里卫生院流产。按这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流产。前年,我们只有一名超计划怀孕,没完成指标,只好到邻村去‘借’,其实就是‘买’。去年我们也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卖‘流产证明’的,每份700多元,我们买了两张。为了完成指标,我们村干部每年还得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多荒唐呀!”
 
董家草棚老太太念《心经》
 
调查快结束时,有人建议我到信阳9县中农民负担最重的一个县转转,这是我感兴趣的,再一个是,那个县境内还保留不少解放前建的“土围子”或“水围子”。朋友介绍说,解放前,一有旱涝,附近没饭吃的饥民就起来,那一带有钱有粮的人家,都挖河沟,打土墙,保护自己,是当年为防土匪(饥民)挖建的。
 
11月9日下午,我们来到泉河乡“董家草棚”。“董家草棚”是个回字形,中间的长方形“小岛”占地有两亩多,四周都有河,河宽怎么也有六七米。正南有条小路和水寨相通。寨子里有五栋房子,西边三排是土坯垒的,东边一幢是三间砖瓦平房,董家草棚子61岁的女主人就住在三间砖瓦房里。
 
老太太陪我们沿寨子四周走了一圈,寨子后有一长排小房,是牛圈猪圈,现在养着一头猪,几只鸡。前面有那么二三分的菜园,四周的河里还有鱼。老太太说,董家草棚是她祖父建的,大概是三四十年代。原来寨子的四个角上还砌着土炮楼,有长工端枪守着。
 
我走进老太太住的平房:中间是客厅,也是烧火做饭的地方,西屋有张床,东屋竟是佛经堂。我问她都会念什么经,她说会念《心经》、《金刚经》和《往生经》,但不懂里面的意思。当她听说我懂一点时,脸突然亮了,说什么也要我给她讲讲《心经》。外面按车喇叭了,我只能说抱歉。老太太求我,就讲一段,哪怕几句都行。《心经》一上来就讲心色关系,她肯定听不懂,我看到屋外月季正开着,就走出去,用月季花比喻,讲心、色的道理,又以董家草棚为喻,由心色讲到“人生解脱”。老太太像听懂了似的,表情庄重。20分钟后,又按喇叭,我走出董家草棚。老太太边送边问我:先生什么时候还来?
 
听车上的人说,老太太兄妹四人,父亲通过读书留在南京工作,36岁就死了。母亲养不起,把两个女儿送回董家窝棚,由老长工照料。后来,长女就嫁给了长工的儿子,两兄弟却都成了留美博士。
 
穷而急富的病更可怕
 
在中原大地沿路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也概无例外地卷入财富的攀比中。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比,穷还急着富的病更可怕。在调查中,一位基层干部对我说,在生产力低下的中部农村,要用三五年或八九年时间赶上东部沿海地区,是不切实际的。内地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下,不断出台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劳民伤财,由于无法落实,只好浮夸虚报。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地人的传统,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以中原为甚;二是因为落后,故要迎头赶上的急切心理;三是突显政绩,邀功求升。
 
我在调查中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例子,1992年某县投资数百万元,圈地一二百亩,创建一个集养鱼、钓鱼、休闲于一体的度假村,投资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其余来自农民集资。度假村建成了,政绩显示出来了,刚开张那两个月,邀请前来度假的,都是省、市各部门的官员,度假村赔钱:食宿招待要花钱,池塘里的鱼是花钱买来供他们“垂钓”的,临走还得送点鱼。没多久,无鱼可钓,度假村只好关闭,挖好的池塘只得填土还耕,数百万的贷款和农民集资打了水漂。
 
新闻背景
 
中国人的80%依然生活在农村,生活在村落内。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所制约。然而散布在中国全境的数百万个自然村落,现实处境如何?是否正快步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它们对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继1988年调查浙北农村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学者曹锦清于1996年5月12日至6月26日、1996年9月6日至11月21日,只身两入中原,在深入河南县、乡、村及普通农民家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访谈的基础上,于2000年底出版《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它以对当下农村生活状态,对基层官员和农民社会心理的真实展示,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为主流话语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现实图景。
 
《黄河边的中国》现已再版8次。
 
人物档案
 
曹锦清,1949年生,浙江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走出“理想”的城堡》、《黄河边的中国》等。

1条评论

  1. 网站做的不错,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建议着手推广。

发表评论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必填项已被标记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