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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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重新发现我们是谁——《重新发现社会》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但同样,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入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要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才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几乎你想得出来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大如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小如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指挥布置。而改革开放,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为什么你觉得很多国家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要用什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这一年,重新发现我们是谁——《重新发现社会》

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重新发现社会》,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培云兄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的再发现,而且说得极为精彩,我就不用赘言了。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社会”这个东西的暧昧。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会虽然不尽等同于“公民社会”,但二者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曾有媒体指斥“公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产物”,不合国情;也有人认为“公民社会”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换装。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文/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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