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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妖术——《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击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深居庙堂的乾隆换地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与之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无限,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这场妖术恐惧被孔飞力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

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明百姓的经历

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极为普通的事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祥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步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只认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无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收到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息吠影吠声的谣言,他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工(维持治安及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起满清王朝的提法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作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和稳定,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位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照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悠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之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组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乾隆盛世也不例外。但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盛世妖术——《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的版本

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对此,我们以下还会进一步讨论。)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满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便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者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及其加以整肃。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态度在此显露出来: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对妖术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也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然而,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地便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又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们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还没有处罚过一个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只是时机未到。正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意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此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至此时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人更大的尴尬,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一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一也受到了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本文转载自:陈兼、刘昶:《叫魂》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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