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国长篇小说出现了哪些新格局和新面貌

近五年来,长篇小说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呈现新的格局和面貌。具体来说,长篇小说重新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带,凸显灵魂重量;显示真正才华,构造结实文本;深度开掘人性,强化文学感染力;以史实支撑虚构,以纪实性征服读者。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是继续前行的,从一些方面观察是大有斩获的,令人欣喜。

胡平:我国长篇小说出现了哪些新格局和新面貌

长篇小说的新格局新面貌

胡 平 | 文

中国小说家主攻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几十年了,不能说诞生了多少伟大作品,但创作经验逐步积累丰富,创作触角全面延伸,创作质量不断提升,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近五年来,长篇小说又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呈现新的格局和面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包括:

第一,重新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文学的中心是人,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其重要属性,尤其在一定国情下,社会性存在更应成为文学的表达内容。周大新《曲终人在》、陶纯《一座营盘》和苗长水《梦焰》在同一方向做出努力,反映了部队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回到使文艺成为社会学文本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而是更加自觉地坚守以写人为本位,特别在刻画理想人物形象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直接反映了某省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折射出新的政治形势,获得读者追捧,说明文学写人无法脱离时代与现实。《曲终人在》中的欧阳万彤,是一个较为正直的、守底线、致力造福桑梓的好省长,但他是“现实人”,并非大公无私,走上仕途是出于不受人欺负的动机,为了娶县长的女儿,曾不惜与未婚妻分手,但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值得信任的。目前,涉及重大社会矛盾的创作是有难度的,如何塑造好“正面人物”已成突破的关键,而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为此提供了可贵经验。

胡平:我国长篇小说出现了哪些新格局和新面貌

周大新《曲终人在》

 

第二,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带,凸显灵魂的重量。文学的精神性写作,是形而上层面的,类似哲学层次、宗教层次的写作,与世俗性写作相对。在越来越趋于务实的现实文化语境下,在文学为新闻所挤压的意识形态下,这一写作的价值愈发彰显。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一个中心事件是少年景天赐割腕而死。对于他的死,朋友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等人有一点责任,但责任不是很重。许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放不下,相聚在一起,意在赎罪,这显然大大超越了新闻题材的意境。乔叶的《认罪书》是追究一些普通人在“文革”浩劫中的行为和责任,追问他们有没有过忏悔,答案可以想见,也发人深省。张者的《桃夭》中,当年的大学生们处在“诗情的全国性消退”中,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后,案情并不明朗,但律师邓冰一定要证明自己撞人有罪,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安慰了他的灵魂。灵魂,这个字眼儿在这些作品中是有特殊重量的,关于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救赎、宽容、博爱等精神范畴也是有重要价值的。这些创作开始脱离当代文学的传统领地,探索人类精神的高寒地带。

胡平:我国长篇小说出现了哪些新格局和新面貌

乔叶《认罪书》

 

第三,显示真正才华,构造结实文本。长篇的篇幅不等于重量,写出像《百年孤独》那样有质量而质量又得到巨大压缩的作品,才是长篇意识的成熟。这几年里,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作品。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只是写一场婚姻内的爱情,无甚宏旨,但作者表现出的文学才华是令人敬佩的。人们给小说家以高度的荣誉,是因为他有特殊技能,首先是惟妙惟肖的摹仿的技能,而王跃文的摹仿才能验证他是真正的小说家。阎真的《活着之上》是一幅鸟瞰当下大学校园的全景图,具有短篇的精致、中篇的悬念和长篇的厚度。读它要比读一般小说慢得多,不是因为它晦涩,而是因为它质地紧实,如铁树的木质那样细密,几乎大部分段落都有值得咀嚼的地方,不存在闲笔。在艺术质地而不是分量上与两部作品可以媲美的还有路内的《慈悲》和弋舟的《我们的踟蹰》。《慈悲》把工厂写得毫不枯燥,把父辈经历写得惟妙惟肖,两方面都攻坚克难、顺风顺水,看得出作者具有非常号的创作前景。《我们的踟蹰》将两性间始终踯蹰于是不是爱、有没有爱的感情姿态写得细腻到位,折射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困境,篇幅不长,但表现了出色的艺术感觉。《装台》作者陈彦在戏剧界工作几十年,看惯了舞台上露脸的人,但写小说却专写不露脸的装台的一伙人,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纯文学精神。贾平凹的《老生》借一个活了100多岁的唱师之口,串起4个发生在秦岭下的故事,呈现了现代中国的成长縮影。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讲述关于时间与嘴脸的故事,为现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新的文体、新的质地、新的活力,给读者带来较强的冲击力,预示着汉语言文学与多民族文学融合发展创新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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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活着之上》

 

第四,深度开掘人性,强化文学感染力的创作。中外文学史表明,大部分经典作品都以揭示人性见长,以此获得较强烈感染读者的基础。在这方面,以往我国长篇小说相比中短篇小说而言并不发达,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苏童的《黄雀记》讲述了保润、柳生与仙女间一个延续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格局不大,但有如苏州园林那样精致,揭示了青春的残酷以及隐晦、扭曲的人性。韩少功的《日夜书》是一部知青题材作品,作者将这个老题材写新,几乎没有涉及知青的社会与政治含义,而着重写不同青年的不同性情内涵,他们自身决定着自身的命运,使题材获得新的生命力。刘庆邦的《黑白男女》以矿难后遇难者家属的生活画面展开,书写了绝境下人继续生存的勇气和坚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悲悯和爱,写出了人性的良善和人群的温暖。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写一个北方小镇上几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寻找出路,经历生死哀乐,呈现了复杂的人性与神性交织的镜像,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赵本夫的《天漏邑》从特殊角度描绘了抗日战争景象,小说中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使战争不仅是战争,也是一场人性的较量与格斗。这些作品,由于获得了人性的力量,其感染力是深切而绵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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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黄雀记》

 

第五,以史实支撑虚构,以纪实性征服读者。如今,长篇小说已不再是虚构和想象的一统天下,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越来越多渗入小说,在幻象的架构中承担更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由于读者对历史真实天然生发亲近感,也由于历史真实亟须打捞与抢救。范稳写《重庆之眼》之前,对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时主要的灾难性事件,以及后来重庆对日索赔原告团事件做了大量调查,虽写成长篇小说,但保留了许多事实真相,对读者阅读心理上产生的冲击是显著的。同一作者的《吾血吾土》纪实性更强,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松山战役可歌可泣的战争过程。何顿为真实写照抗战历史,耗用大量时间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当年战场遗址,采访老兵,寻找当事人及亲友后代,连续创作了《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等作品。《来生再见》通过个人视角写出了当年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等的阔大场面,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些战役的原貌。《黄埔四期》则通过两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的征战历程,描绘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的面貌,几乎全面重现了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图景,现场感强烈,气势恢弘。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描写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为奔赴抗日前线,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通过政治谈判和反围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经过,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以史诗笔调取得小说的成功。应该说,这类创作方兴未艾,适合现代读者脾胃,还可能获得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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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来生再见》

 

第六,坚持实验创新,实行文体变革。一个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尝够了文学实验的苦头,基本回复到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道路上来。但艺术探索并无止境,仍有部分作家不愿重复已有经验,勇敢开拓,贡献出实验新作。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采用虚实相间、庄谐杂糅、逻辑错乱、悬念倒置等修辞手段,绘制了一幅写照世道人心的变形和夸张的图画。重要的是,虽然作者在讲述着一些人们没有过的荒诞经历,但人们在体验上并不感到过于陌生,这部作品的实验是成功的,刺激了人们久已麻木的神经。赵兰振的《夜长梦多》也许是新时期以来最为着力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构思和写作花费17年时间。小说里的嘘水村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件,但所有怪异的描写,在作者那里都是认真的、精细的、如实刻画的,能使读者沉浸于作者所构造的现代神话的意境里,其中又浓缩进人们对现实生存形态的记忆。一向极扎实写实的胡学文,也忽然拿出《雪梅花》。故事中日本侵略者们遇到了来去无踪影的抗日武侠的袭击,反复出现的柳叶刀、血梅花等意象易于使人想起传统武侠小说,但叙事策略完全不同。作品的叙述轨迹令人眼花缭乱,在两兄妹的两种视角间穿来穿去,恰若柳叶刀一样往复穿梭,同时间杂时空倒错,造成扑朔迷离的阅读效果,构成一种讲述的圈套。这类创作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为当前长篇小说注入了新鲜成分和活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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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

 

总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是继续前行的,从一些方面观察是大有斩获的,令人欣喜。当然,也不能由此说,长篇创作正由高原走近高峰,那路还远。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25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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