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洪:拐弯的《万历十五年》

许光洪,现在供职于重庆邮电大学。

   

   距离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430年了。

   

   430年,既长又短。说长,今日之世界,今日之生活,今日之观念,与大明朝,天壤之别。说短,扳扳手指头,从大明到大清到辛亥民国再到新中国,历史烟云,恍如昨日。

   

   历史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读史,实际在揣摩过去,鉴往知来,摸规律,不忘本,把大势,顺势趋之,逆势避之。再细致斟酌考量,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角度、不同尺度、不同力度,看法和体悟虽然不同,但多多少少有些收获。如同老少皆宜的西游记,小的喜欢孙猴子、戏谑猪八戒,大的如沙和尚般挑起担子做个实诚人,老的却念着唐僧的修行,各得其所。读《万历十五年》,大体有这种感觉,况且每读一次,关注点或位移或变动,感受也不一样,即使同一句话,兴许长了点经历,读来又是一番味道,妄加揣测的想像又多一些,真应了苏子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万历十五年,虽说是一个寻常之年,一个没有惊天动地大事之年,但是万历怠政伊始。由此为发端,把时空尺度拓展开来,纵向回望、横向比较,令人唏嘘的、苍生艰辛铺就的时空大道,其实没什么密钥,只有循环的往复。历史从来不好玩,也不能玩,因为它太沉重、太复杂,因为它走到万历十五年就此拐了个令人伤心的弯。

   

   一、为什么会有万历怠政

   

   没错,首先是人的性格使然。说到性格,多半会认为朱翊钧懦弱、内向、孤僻。其实不然,未即位前,九岁的朱翊钧与许多孩子一样,聪明活泼、好奇贪玩。若是一般人家,他凭些聪明和勤奋,要么考取功名,要么种田经商,总有所作为。再不济,过上寻常人生活,娶妻生子,也有个圆满。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不能重来。朱翊钧的性情、命运,在九岁那年,改变了。

   

   万历是敏感的,不幸的是,他的敏感不仅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坚韧起来,警醒起来,反而更脆弱、隐藏更深。因为,他是皇帝,是九岁登基的孩子皇帝。更不幸的是,万历这个孩子皇帝在人生成长的关键那几年,遇到严母李氏、首辅张居正、大伴冯保等诸多内外能人。尤其是张居正和冯保这样的政治强人,天生的超级控,真是揉碎了朱翊钧那颗幼小的心灵。安全感缺乏和依附感增强,如同一对孪生兄弟相伴万历一生,既使他对任何人和事不给予信任,更使他遇到麻烦就会畏缩不前,掉头改弦更张。这些都是管理者的大忌,何况肩负千钧重任的天子。

   

   与历朝历代年轻皇帝一样,万历是有抱负的。幼时敏而好学,即位后鼎立助推张居正一揽子改革。综观古今中外的变法和新政,没有君王强力的、持续的支持,要么空谈,要么夭折。张居正的改革,兴在万历支持,废也在万历怠政。万历的抱负当然在权力的掌控,把本属于皇帝的东西抓住抓紧。于是待张居正去世,万历一边废冯保、清算张居正,一边勤于政务,废除张氏新政之流弊稳定人心,平定银川反叛、援朝抗倭、勘定播州巩固疆土,延续万历中兴的好气象。可惜,这种好日子很快因为女人和孩子的事情,即史书常说的郑氏立妃及常洵立储,慢慢地消散了。看似有抱负的万历,因为长期被强人的灌输、控制后,逐渐变得固执、孤僻。这种固执,对一个有雄心、有野心的皇帝而言,为了大好江山,必然要杀伐决断、大开大阖、达成目的。但是,这种固执在敏感而依赖感强的万历心中扎根下来,真有点不为江山为女人的悲情。钻进牛角尖的万历,为了立妃立储,既不像强势君主来硬干,也不像明君顾全大局而放弃,却像一个大人不允许给心爱玩具穿上花衣服的小姑娘,自我置气,不吃不喝,耍起小性子。

   

   万历又是聪明的。怠政惰政,非一朝一夕。如果仅纠结于立妃立储这一想法未能实现就撒手不理朝政,那万历早被拉下马了。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直至闭上眼,怠政长达三十三年,相当于那时的两代人。这期间,一是万历稳稳妥妥地深居紫禁城,二是大明朝将将就就地走过来。看似不可思议的背后,聪明的万历早就看出道道。历经两百多年治理的大明朝,祖制章法已经成型,即便是张居正力推的改革,也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尤其在运行机制上,文臣武将加宦官,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互为制衡,皇帝无非是三驾马车上的一个盖子,使不使劲,大明朝照样往前走。既然作为王朝的象征,皇帝这个盖子,该出场时还是要出场。尽管不上朝、不朱批、不搞经筵,但对天地亲君师的礼数,万历是不会也不敢忘的。况且,万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无为而治,堵住了一帮满口仁义道德臣工的悠悠之口。所以,万历不理事不操劳,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朱翊钧成长经历及性格变化,对万历怠政的影响,绝不是一己之私。把尺度稍微放大,天子敢惰政能怠政的,实际预示着王朝由稳定走向衰败。无论夏商周,还是汉唐、北宋、元明清,王朝运行的倒U字型轨迹,对应着一代代天子诸侯的功绩或败作。处在上升阶段的主政者,虽然辛劳甚至熬干了身体,或多或少都会留下让后人缅怀的文治武功。而处在下降阶段尤其是亡国之君,当然很不幸,但只要不像桀纣,多少能博取点后人同情,像李后主、崇祯、光绪(宣统毕竟是儿皇帝)等。需要数落的,当然就是稳定阶段的那几个无所事事甚至对王朝运行起到破坏的人。特别是像万历这种长期在位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没有把王朝引入螺旋式上升轨道,最值得历史咀嚼、回味、深思。实际上,之所以把万历作为典型,一则怠政时间之长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则世界大变局开启,现代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古老帝国也好,新兴国家也好,大家的命运都将发生变化,都将拐弯。

   

   回头再细嚼万历敢惰政能怠政,不能只停留在稳定的、所谓成熟的运行机制上,停留在王朝各级管理层不作为、贪腐横行上。背后还有什么?

   

   第一,家天下的制度设计的天生缺陷。皇帝独我一家,任何人碰不得、动不得,甚至念不得、说不得。这是核心利益,也是根本动力。为永续万世,历朝历代开国之君都处心积虑地搞一套家规国法,以保证龙椅不拱手给外人。赵匡胤和朱元璋做得最绝,前者削减兵权导致两宋偏安一隅,后者权力超级掌控造成大明怪象丛生。谁都清楚,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谁也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把政权巩固、国家治理简化为保住一把龙椅,把君臣协力、君民共进关系异化为君为上、民为下,结果自然逃不了王朝兴亡更替的宿命,还是龙椅轮流坐。对政权巩固和发展更不利的是,家天下的制度设计变为铁律,碰不得、动不得,如此僵化、刻板,不仅难以应对天灾人祸,而且抑制改革创新,使得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或失败,或反复。万历的立妃立储,看似与申时行等臣工们在较劲,不如说跟自己的老祖宗在赌气。不与时俱进,不结合实际,仅凭祖宗之法,要保住家天下,不但痴人说梦,更是禁锢头脑,阻滞前进。

   

   第二,除了保住自己饭碗,君臣其实都不清楚要把这个国家带向何处。家天下是君臣的根本所在,而平天下是君臣修身齐家治国的追求。天下如何太平,国家治理如何达到国泰民安,每个朝代初期一般实行轻徭薄赋稳定人心、强化武备稳定疆域、选拔人才完善治理架构等,一旦边防无战事、百姓有吃穿后,帝国上上下下除了争权夺利的内斗后,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进一步,皇帝只要保住龙椅,臣工只要有实权,小老百姓只要过上太平日子,哪管春夏秋冬,国家运行基本上停摆了。与其说万历在怠政,何尝不是申时行等一帮臣工也在怠政,在拖沓,在和稀泥。打破平衡的,一是战事,二是天灾,两者叠加且时间跨度拉长,必然加速王朝更替。秦汉以来,客观地讲,历朝历代都有不同时长的好日子,也有短暂的民不聊生的苦日子,但大多数时间一般般,上也碌碌无为,下也碌碌无为,捣腾了两千多年,眼睛总是回头望,沉湎于三皇五帝的虚幻之中,却不想知道、不愿追逐未来的好光景,最终被动地、无奈地接受时代大变局的观念碰撞、枪炮较量。

   

   第三,封闭可怕,更可怕的是被时代抛弃。大航海之前,世界各地各自为阵是常态,能开辟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方只有帝国所为。但步入大航海特别是西方工业化革命开启,世界格局发生跨地域的大变化,传统帝国走向没落,新兴国家崛起并主宰全球,从荷兰、丹麦到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英法,他们的发家之道就是破除封闭,带着枪炮和金银珠宝贿赂,开辟新大陆新市场。有的学者把这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外面的世界在变,但大明朝无动于衷,处在大变局之中的朱翊钧、申时行等一帮臣工们更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是不知道世界在变,因为有利玛窦等传教士们相继到来,而是不愿改、不想变,甚至连被动改一改、变一变的念头都没有。这一妄自尊大的思想封闭继续延续下去,直至甲午海战,如同寒冰,才真正把古老帝国泼醒。时间不等人,时代不宽容人。不紧跟时代,一是万历即使不怠政,即使他承继张居正改革勤政忧民,把万历中兴延长过几十年,但终究抵挡不住大明的衰败。就像嘉庆一样,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节约,终究填补不了帝国的虚空。二是再把时间拉长,大清取代大明,也抵挡不住帝国的衰落,与其说有康乾盛事,倒不如说是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或者说是大明延续的又一次中兴。因为大清走下坡路,肇始于乾隆,嘉庆无非背了个锅而已,至于到了道光、咸丰,天命已难以挽回了。

   

   二、为什么害怕商业贸易特别是资本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专制太喜欢土地、喜欢农民了。可以说,农耕与皇权专制高度契合。一方面,农业耕作能为皇权和王公贵族提供较为稳定的税源,即皇粮这一实物能保证王朝运转;另一方面,至关重要的,大多数黎民百姓被牢牢地套在土地上,社会流动性不强,社会秩序稳定,皇权专制的制度成本和运行成本不高。毕竟,能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给自足生活,农民们哪有闲功夫和歪脑筋来琢磨那把龙椅。所以,土地是皇帝的命根子,也是苍生的命根子。正因为土地与皇权专制的契合,对古代中国而言,把土地与人挂好钩是治理的核心,压根儿都不会想到把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况且解放出来,无事必生非,沦为流民,迟早会揭竿而起的。进一步,地主农民成为农耕社会最坚实、最可依靠的阶层,当然也是不要轻易触碰的利益群体。

   

   工商业者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是手艺人,还是小商贩,既不讨皇帝喜欢,也遭老百姓嫌弃。无奸不商。为什么要把一个奸字送给大家都离不开的群体呢?老百姓嫌弃商人,是因为商人太重利。事实上,商人不计较,不赚差价,怎么叫商人,怎么养家糊口。读书人鄙视商人,表面上是看不惯商人的铜臭味,实际上有些嫉妒商人的不劳而获、宽裕生活。特别是商人会办事、能办成事,更易遭人嫉恨。皇帝不喜欢商人,一是这帮人太现实、太功利,直接侵蚀农耕的实际利益,引发地主农民的不满;二是商人成天游走城乡,见多识广、脑筋活络,开明社会风气,当然在士大夫和地主们看来是带坏民风社风,若形成气候,直接威胁政权。所以,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治理的基调,不但压制商家的实际利益,而且堵塞商人家庭致仕的上升通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纲上线地丑化这个群体。即便是游牧出生的元、清,要坐稳天下,都想方设法排挤商人。为保住自己所谓的天下,保持朝野上下的平稳,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甚至遭受打击成为必然。因此,当哥伦布、麦哲伦冒着风险下海大航行时,大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一点不奇怪。

   

   嫌弃商人、抑制商业、排挤资本,其实道出古老帝国上上下下,对商业资本充满恐惧。如果撒手不管、任其发展,商业资本会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要削弱农耕的投入。商贸流通越活跃,其活动范围越广,在促进互通有无的同时,既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还需要流通贸易的基础设施改善,包括运输道路和集市修建等。这边投入增加,农耕那边投入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其次加速土地兼并,削弱政权稳定的基础。以土地为抵押物的商贸流通或资本融通,本身风险较高。加之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在利滚利的驱使下,地主和商业资本的结合,必将贪婪地占有更多的土地。而小农家庭一旦遭遇变故,也只能靠变卖土地来度过难关。脱离土地的农民,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么上山为匪,要么流落街头乞讨。对这一人口比例,按现有失业人口来看待,一旦超过百分之五,必然危害乡邻、扰乱社会。再有,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兴起,促使采矿业和手工业发展,反过来又动摇农耕社会的基础。货币流通量需要实物作支撑的。这个支撑实物,在农耕时代就是粮食和土地。随着流通市场的扩大,显然靠土地作为货币的定锚已受局限,货币和资本必然要寻找新的、流通变现能力更强的实物作支撑。一旦采矿业和手工业获利水平提高,或者说相对农耕具有比较优势,货币和资本肯定亲睐这些行业,相应地逐步减少农耕投入。农业不稳,天下不安。还有,食利阶层的出现,是整个社会都不能容纳的。在土地满足温饱的农耕社会,知道钱可以生钱,但惧怕钱生钱造成的各种恶果。资本创造财富。没有商号、票号和钱庄,商贸流通和资本融通只能像农耕一般小范围活动,难以产生更大的效用。所以,商贸流通和货币资本的活跃,动摇了农耕社会的土地这个命根子,动摇了皇权专制的政权根基,其命运只能被压制。

   

   古老帝国上下真的嫌弃商业贸易、恶臭金钱吗?当然不是。即使皇帝,说是天下归己,真正到了数钱的时候,就不是想要就要、想多少就有多少。万历算是帝国史上爱财搂钱抠门皇帝之一了。大家都喜欢钱,不管省吃俭用还是日夜操劳,一有节余就去置田产和房产,当然也有的拿去放贷赚利。逐利是商业资本的基本属性。如同硬币的两面,商业资本在逐利过程中,既利己也利他。利己,使人贪欲膨胀,丧失底线,疯狂敛财;利他,互惠互利,持续发展。逐利的商业资本的确如同猛虎,一旦与土地房屋等实物资产结合,不但无休止地突破逐利边界,还诱使人们变得更加贪婪,损害农耕经济,破坏社会安定秩序。但商业资本不是猛虎,其实是狐狸,只要彼此有信用,对它好,它会返利数倍;失信于它,不是它出面,而是拉虎皮扛大旗,使唤豺狼虎豹,让你身败名裂甚至要你卿卿小名。只看到狐狸的狡猾凶残,不像蒲松龄老先生那样看到它的有情有义,在中庸氛围浓厚的古代中国,对待商业资本的态度极其微妙,口头的恶毒讨伐,内心和行动的逐利勾当,可以说是大大的伪善。

   

   商业真能颠覆社会吗?资本真的那么可怕?反观大航海,冒险家打着寻找新大陆的旗号,做着发横财的探险梦。荷兰、西班牙也好,英吉利也好,君主和臣民都好财,尤其是与万历差不多时期的伊丽莎白一世,伙同商人、海盗与西班牙人干仗二十来年,硬生生地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拉下马。西方商业资本侵略和殖民过程中,他们依仗枪炮,为商业资本肆意横行开道,在享受掠夺财富带来快感的同时,犯下了累累恶果。这是商业资本的利己特性的表现。而大英帝国之所以横跨欧亚、纵跃美洲澳洲,实际既看到商业资本的利己驱动,也看到利他的多赢,由此从初期的野蛮掠夺转向殖民扩张,不再干杀鸡取卵的事。既无限放大资本逐利功效,甚至赤裸裸地剥削,又制定法令限制资本逐利的活动范围,尽管这些限制作用不大,以至于自荷兰郁金香事件开始,他们逃不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避不开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认清了商业资本的利己和利他的同一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束殖民扩张和统治后,大都采取强制性法规和伦理道德声讨相结合的办法来驾驭商业资本这只狐狸。所以,花掉亚当斯密毕生心血的不只是《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

   

   从狩猎走向游牧、农耕,总处在温饱的挣扎之中,生产力的低下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简化。推动千百年的农耕时代转变,需要胆略和气魄,还要时代造化。简单地指责老祖宗们不紧跟形势、不转变观念,没有什么道理,也于事无补。需要深究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在世界大变局来临、农耕转向商业资本的时代,为何古老帝国孕育不了资本主义、培育不了大市场。或者说,千百年来,古老帝国固执地钳制着工商业发展、资本活跃,即便享受过商业资本带来实惠的万邦来朝的盛唐、百业兴旺的两宋,为何都没有把手工业和商贸搞成气候,不说其产值和就业贡献有多大,至少成为农耕生产、田赋的重要补充吧。遗憾的是,允执厥中的老祖宗,没有善待好工商资本,工商业没有发展起来,资本没有形成市场,坚守农耕的结果,经济活动单一,产业就业单一,社会结构也单一。较为单一的经济社会结构,活力从何而来?

   

   三、为什么打不开人口土地紧张的结扣

   

   古老帝国重农抑商的固执,万历、张居正、申时行他们看来是正常的,康乾如此,至今也如此,无农不稳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这种固守,一旦遭遇天灾或外侵,很容易致使帝国陷入危机漩涡。面对危机,要么革新消解矛盾、重振旗鼓,要么对外扩张、转嫁危机。古代中国主要选择前一条路,而对外,抵御匈奴也好,抗击辽金、元蒙、满清也罢,都是被动而为,即使一时战有所成,大抵都坚守在逶迤群山之中的万里长城。而对外的边境贸易,兴许边防保障不力,总被局限在不大范围、较短时段,以至于宁愿耗损巨大人力物力修筑万里长城,从秦汉到大明少有间断,也不愿意在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上兴几条规矩,真的苦了边防百姓和守卫。

   

   好在每每遇到危机时,古老帝国上下都会主动变革,但总走不走一个怪圈,大张旗鼓地变,轰轰烈烈地革,结果多半惨淡收场,回到原来的轨道,甚至有的做法变本加厉,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无论当时之人还是后来者,每每在反省变法失败,总在痛诉即得利益者的顽强阻挠,总在念叨商鞅之功成。殊不知,商鞅变法是直指横扫天下的耕战制度总设计,而后继者的变革,一是在土地制度限定下,二是在祖宗之法内,条目式展开的。换句话讲,化为危机,都要做人口和土地、粮食等财物的量的工作,不过,商鞅既整合存量又靠军功激活增量,但后继者只能做存量,无法也不能做增量,或者通过增量来缓解、替代存量。这就是造成危机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重,甚至靖康耻的源头被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深究下来,还是制度设计运行偏差、治理目的视野狭窄等。

   

   从制度设计看,基于农耕的帝国生存之道需要处理好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决好吃饱饭的问题。尽管文献记载不详、口径不统一,但依然可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即所谓盛世光景,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带来人口快速增长,土地开垦面积相应增加。福兮祸所伏。在农耕技术和产出效率没有大幅提升的条件下,仅靠过度垦荒来养活过快增加的人口,缓和人口与土地紧张关系,很不现实。时间稍长,小农家庭致贫、土地兼并等频发,水土流失、生态破坏等显露。一旦遭遇洪涝干旱,农田凋敝,饥荒蔓延,流民窜行,社会动荡,战乱兴起,人口剧减,接下来的两条路,要么休生养息延续王朝祚命,要么被造反,龙椅让他家。古老帝国的危机,本身源于人口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却怪罪于简单的天灾人祸。事实上,失去天道,就是在固守不合时宜的土地制度,不开拓养活人口的新领地新渠道。这种固守土地,丧失了古老帝国向海洋要饭吃的动力,一而再地丢失了通过大范围的商业贸易来开辟人口增量活路的机会。进一步,没有多元的人口供养渠道,没有互通有无的方便,凭借农耕粮食单一优势的古老帝国,难以看到自身的比较优势,更不会分享社会化分工带来的实惠。内部消纳危机的最大风险,恰恰是皇权得不到保障;损失惨重的,还是人,于是乎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悲叹。

   

   单一的、内向的、保守的制度设计,局限了治理的发挥,包括治理能人的无奈。首先是治理目的狭窄。还是那句管用的话,保住自己的饭碗。皇帝为保住龙位,臣工为掌控权力,黎民百姓就为吃饱饭、穿暖衣,还能再做点什么,没有多想,也懒得去想。为把控皇位、稳定政权,历朝历代只能施行简便、低成本的重农抑商,用土地套住人的手脚,用道德礼数洗刷人的头脑,自诩为天下太平,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突破。天长日久,弊端丛生,一场暴雨、蝗灾甚至一个惊雷,都可能致使帝国倒下。

   

   治理视野的狭窄,更是古老帝国的顽疾。黄仁宇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为美式“潜水艇夹肉面包”,其根源主要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一个大陆帝国的治理,影响明显且持久,即以农耕为中心,因为东临大海、北面沙漠草地、南临热带丛林、西为高山荒原,时间一长,物产丰富的中原成为帝国的主体,自我为中心概念形成。更有些特别的,除了早期匈奴,而后辽金、蒙古的北方外族强大并造成直接威胁外,古老帝国周边都是蕞尔小邦,不仅人少、日子穷,而且内乱和互掐。由此建立的朝贡和求援的依附关系,对小邦而言得以生存,对帝国而言则大大强化了中心意识,久而久之,天下为我、我为天下的观念扎根在古老帝国的朝野,患上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臭毛病,太正常了。不提两百多年前马噶尼尔来华的事情,就说万历时期的利玛窦,不畏险途抵达帝国,其规模、行程固然不如此前的郑和下西洋,但能够到达,并带来帝国没有的地图、计时器、三棱镜等西洋物品,仅此表明天外有天。无奈大明朝上下浑然不觉,仍沉醉在我为中心、番邦落后的窠臼中。假若自万历开始,无论君臣,稍微开明点,稍微谦虚点,好好想想世界另一端而不是千百年来依附、朝贡关系的穷邻居是如何生活的,也许帝国的大门就不会死死地禁闭。

   

   围绕土地、农耕打转,必然造成治理手段的简单,即精心炮制的以土地为载体的耕作、税赋、礼节、风俗、法律等系列经济社会制度,实际不能匹配皇权专制。秦帝国的郡县制能够承继并不断完善,或者追溯西秦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关键在于统一,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等,进而促使粮草等战备物资活动范围扩大。但是,土地不可移动、肥瘦不等的特性,使得围绕土地设计的系列治理制度施行过程中,大打折扣,或者鞭长莫及、形同虚设。是否把与土地密切关联的粮食作为帝国的调节手段呢?其实,自身的差异性、多样性等决定了任何实物都不适合用作大范围调节工具,况且粮食产量稳定性不强,耗损又较为严重。兜兜转转,比较起来,货币流通性强、差异性小,又不受天灾影响,之所以没有被选作调节工具,还是在于实物货币的接纳程度高,而信用货币即交子等纸币成不了气候。

   

   万历十五年,世界变局开启。就此拐弯的,不是大明朝,而是古老帝国。等来的,不只是满清入关、崇祯上吊,不只是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还有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和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百年来与外族侵扰迫使的系列战争、签订的多个丧权辱国条约,还有内忧外患、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

   

   (2017年8月2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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