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1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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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异教徒》:失去理想的艺术和政治进步了吗?

《异教徒》,切斯特顿著

 

这本书原名是Heretics,似乎更应该翻译为《异端》而不是《异教徒》。异端(heretics)是同一种大文化内部的另类观念或另类解释,也包括对本文化自身的反思、怀疑或自我批评,但自我检讨也往往被正统或主流看成是歪理邪说,也就属于异端。异教徒(pagan)指的是异己的他者文化,特别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宗教,但也包括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思想(比如说无神论)。当然,这本书的书名翻译不算错误,只是翻译为异端可能更贴切一些。切斯特顿在书中主要谈论的是异端,但偶尔也把异教包含在内,他似乎略为含混地使用这个概念。

英国作者善于使用英式幽默,它似乎有着柔化尖锐批评的功效,但同时也有深化批评的功效。幽默触及情感,把批评直送人心深处,虽经柔化也会在人心上刻出难以消退的痕迹。英式幽默的根本性质并非取笑,而是反思性的,是对某种严肃事物所隐藏的悖论性的发现,或是引发其自我解构。英式幽默当然有好笑的一面,只是重点在于思想性。这与恶搞的幽默颇为不同,对事情加以丑化并没有揭示任何秘密,只是毫无建树的笑话而已。曾经有人建议切斯特顿不要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切斯特顿回答说:“要是不拿严肃事情开玩笑,那有什么事情可以开玩笑?”

前现代人以传统之正统为荣,打死也不愿意被认为是异端,而现代风格大变,现代人以为必须特别有个性,而必须与正统或传统对着干才算有个性。切斯特顿描述了现代人的典型形象:现代人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笑话不是重点,问题在于,正统或传统总是与“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人只关心个人生活或个人兴趣,各关心各感兴趣的小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对汽车的看法很重要,但世界观不重要,人人如此,于是,对于现代人,“一切个别事物都重要,唯独整体不重要”。理想总是关于整体的看法,是世界观或价值观,不再关心整体,就失去理想。理想被“为艺术而艺术”所驱逐,也被“为政治而政治”所驱逐,可是,失去理想的艺术和政治进步了吗?切斯特顿的观察是否定性的,他发现,拒绝了理想的艺术和政治只产生了“艺术上的侏儒”和“政治上的侏儒”。

赵汀阳:《异教徒》:失去理想的艺术和政治进步了吗?

《异教徒》

现代的流行词汇虽然宏大,却与理想无关,相反,往往只是用来回避根本问题的托词,在切斯特顿看来,现代话语主要是用来回避“何者为善”这个根本问题,比如说,“自由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者为善,进步也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者为善,教育也是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者为善”。有个笑话说,有人问:锤子有何用处?回答是“可以用来制作锤子”,那么,制作锤子用来做什么?回答是“用来制作更多的锤子”。切斯特顿指出,现代人用自由、进步和教育来搪塞关于生活终极价值问题,其手法正如搪塞关于锤子最终用途的问题。如果失去了价值标准,也就无从确定自由、进步和教育的目的,那么,自由、进步和教育就会迷失方向,他说:“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无权使用进步这个词汇”,因为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什么是进步。

切斯特顿这个百年前的洞见至今仍然有效,甚至越来越切中要害,因为现代人越来越遗忘根本问题,以至于忘记人类社会那些最基本的制度或规则的目的是什么,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在我看来,法律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人类的一个基本期望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宗教通常许诺神会负责这件事情,会在来世或者彼岸世界里清算罪行,可是,来世报虽是个好故事,却显然不够实用,让人期待另一个世界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于是人类还需要能够保证“现世报”的法律,这就是法律的根本意义。今天人们越来越忘记法律保善惩恶的本意,而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去取代法律的本意,法律就变得可疑了。比如说,对罪行的量刑或者对罪犯的惩罚越来越宽容,逐步地废除了现世报,或者罪犯只受到不成比例的轻微惩罚,这就无形中贬低甚至否定了善良人们的人权,就好像守法公民的人权受到侵害是次要的事情,而保护罪犯的人权才是大事。这样的法律终究将危及法律自身,甚至导致社会失序。艾克斯罗德的演化博弈研究证明了,一旦作恶的成本降低而受益增加,一个社会的恶人就会大量繁殖,因为大量的好人不得不变成恶人以求生存。游戏规则,特别是法律,更倾向于袒护什么人,什么人就会大量繁殖。如果一个社会恶人大量繁殖,一定是规则和法律出了问题。

切斯特顿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其说是批判性的,还不如说是对生活内在性质的重新发现。比如说,表面上看,现代的自由选择似乎使人有了更多的浪漫机会,其实不然,可以不断更改的自由选择反而断送了浪漫,因为“一件事情要想全然浪漫,就必须是不可取消的”,就像把信送入邮筒就不能吐回了,因此,“邮筒是真正浪漫的事物”。现代婚姻之所以不再浪漫,是因为婚姻变成了可以取消的事情。当然,话说回来,离婚对于现代生活有其妙用,现代人想要离婚的自由权利,历史车轮如此,切斯特顿并不能螳螂挡车。但自由离婚的代价是使婚姻失去浪漫性质,同时也使誓言失去浪漫性质,人们不能假装现代婚姻是浪漫的,不能假装誓言是神圣的,而要知道现代生活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我相信这才是切斯特顿的要点。

在切斯特顿非常“尖顾”(北京词汇,意思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挑剔,而这种挑剔又偏偏切中要害)的现代性批判里,像吉卜林这样四海游荡的世界公民反而无法拥有世界和完整生活。假如一个人从不扎根,“没有耐心成为任何东西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只是去过许多“地方”而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完整的世界,比如说,一个人住过伦敦、芝加哥、巴黎等许多地方,却无法拥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永远接触的是各地的片面生活,貌似见多识广,但都是关于各地的片面肤浅知识,比如说去了“地球上神奇的边缘地区,假装捕杀老虎,还骑骆驼”,却从来没有理解生活的意义。那些从未去过别的地方的“廷布图”人(非洲马里的一个古城),却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视廷布图为宇宙,呼吸的不是地区的空气而是世界之风”。切斯特顿痛痛快快地说出:“一旦我们扎根于一个地方,地方概念就消失了,我们就像一棵树那样生长,拥有宇宙全部的力量”。

我想,其中的秘密大概是:世界是由一种生活的完整性所定义的,一个地方无论大小,只要能够形成一种完整的生活,那就会有一种理解生活意义的世界观,也就拥有一个世界。一棵树有一棵树自己的世界,人也一样,而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许多他乡去过许多别人的生活,就永远只见过“地方”而不认识“世界”。后殖民世界公民主义有个概念叫做in between,意思是“介于中间”,但真实状态恐怕是“两边不靠”。当然我不否认人们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两边不靠的新文化,但一种新文化的存在条件是它能够发展出自身的完整性和内在性。如果依附于别处别人的生活观念,那就仍然只属于寄生状态。

切斯特顿继续深究下去,他说,如果有人说家乡太沉闷,所以要离乡到大社会去,伦敦纽约之类,那他一定在说谎。现代人之所以逃离家庭,逃离家乡,逃离街区,不是因为沉闷,反而是因为他本来所在的生活“太刺激”,或者说太冒险,他无法驾驭。一个人本来生活的地方是天然给予他的无可选择的小环境,是特定的家庭和家乡,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一个人“被抛于”特定的生活中,这个生活环境通常不符合我们的意愿和理性选择,尤其是充满了难以承受的挑战。切斯特顿说,自由恋爱不是冒险(尽管多半会心碎),出生才是真正的冒险:“父母像丛林中的土匪,叔叔令我们惊讶,姑姑对我们而言是晴天霹雳”。可正是在那个偶然给予你的生活群体里,“你面对的才是人”,那些人不可理喻,激动,神经病,难以对付,“就像人类一样”。人当然有理由逃离天生的环境,逃到大社会里,找到一些与自己意气相投的人为伴,结成“狭隘小集团”互相安慰,可是也就将生机勃勃的真实世界拒之门外,甚至无法理解什么是人。人们还喜欢另一种拒绝真实世界的方式,就是“到老虎、秃鹫、骆驼和鳄鱼当中去”,猛兽和边远地区对于身体是危险的,但对于心理是安全的,猛兽不是生活的“竞争对手,不会提出智力的挑战”,比如说骆驼不会因为你没有驼峰而笑话你。

切斯特顿嘲笑了屌丝之后接着嘲笑成功人士。人总想控制许多事情,这不是坏事,如果你掌控的事情足够多,你就成为小说的主角,但如果你“什么都可以控制,那就只剩下主角,没有小说了”。他说,富人的生活所以乏味,就是因为无所不能而成为了没有小说的唯一主角。

 

摘自公众号高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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