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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论历史》:霍布斯鲍姆是如何写作历史的?

提及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自然能够排列出很多位,稍微留意下去年出版的著作也能随口说出几个,比如以《战后欧洲史》闻名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以《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以《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闻名的美国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还有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去年也曾翻译出版了他为法国中学生撰写的《文明史》,通俗别致,令人难忘。当然,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虽然有很多,但是限定为共产党人的史学大家,只有以“年代四部曲”闻名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我并非想用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来故意八卦霍布斯鲍姆。在过去的二十世纪,西方的共产党人大起大落有的是,西方众多知识分子都曾加入过共产党,萨特、波伏娃、加缪等人也得都是亲近共产党。在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期间,甚至有够要么共产主义,要么资本主义的大争论。但是很多人同样经历过苏联的幻灭之后,已经羞于提及这种身份的变化。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页,尤其是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共产党人一度受到迫害,很多人更是噤若寒蝉。霍布斯鲍姆就是因为这种“顽固不化”受人瞩目,他坚持不退党,差点因此影响自己在学院中的前途,申请的几个大学的教职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影响,事实上,身为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影响,这才是引发我的兴趣所在。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界,我们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言必称马克思,论述必须遵循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度是我们做学术的基准。但是随着这种僵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式微,现如今我们似乎能够摆脱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力。但从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来看,想要摆脱这种庸俗辩证法的影响,还有很长的观念之路要走。

在新近出版的《论历史》中,霍布斯鲍姆用浅显易懂的演讲和思考来诠释自己的史学观念,对自己撰写史学著作的众多思想进行了很详尽的阐释和归纳。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自己的独特身份与史学家身份之间的重叠纠结之处,也对很多指责进行了分辨。这本书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史学家是如何做学问的,他的史学观念是否有迹可循。我们都知道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作的受欢迎程度,在苏联开始声名狼藉的时候,霍布斯鲍姆的声誉并未受到影响,他是当时最为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他的“年代四部曲”众多好评,尤其是描述二十世纪的《极端的年代》更是国际畅销书。托尼·朱特说霍布斯鲍姆之所以畅销,不仅仅是他比别人懂得多,还因为他的写作也比其他人强:“那里面完全没有爱挑剔的‘理论化’或某些年轻的英国同道们身上那种夸张做作的理论自恋。他的文体风格干净利落。就像他以前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里的伙伴E.P.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克里斯托夫·希尔一样,霍布斯鲍姆也是一位英语散文体大家。他为文学读者们撰写明白易懂的史学著作。”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作与我开篇提及的同道中人一样,之所以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他们是二十世纪的同道中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托尼·朱特亲历了战后法国的“六月风暴”,自学捷克语,远去东欧国家体验所谓的“革命”,在以色列集体农庄生活,了解犹太人的集体状态,所以才能写出《战后欧洲史》;威廉·夏伊勒担任记者期间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崛起,巴黎的战败,亲眼目睹了这一幻灭,所以才能写出《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而霍布斯鲍姆的经历更是丰富,1933年得知希特勒上台消息时,他正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两年后全家搬迁到英国,他就读于剑桥大学,从此开始了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历程。三十年代期间在巴黎,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加泰罗尼亚,在哈瓦那,他曾是切格瓦拉的翻译。他与其他英国历史学家不一样,他通晓几种语言,喜欢全世界旅游,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如果读过他的传记《妙趣横生的世纪》以及《极端的年代》,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位历史学家绝非一位学究型的学者,他的著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思考。也许,只有这样敏感充满好奇心的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写出如此通俗好看的历史著作。

但作为亲身经历过二十世纪各种大事件的人,并非就一定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个体的经验只有融入时代的洪流,才可能成为历史。如果个体的经验,只是琐碎的记忆,无法成为历史普遍性的素材,无论这种记忆有多丰富,仍然无法为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有效的滋养。在《论历史》中,霍布斯鲍姆在最后一章《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中,就着重提及个体的记忆与历史学家的专业性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在自己的体验之间与所撰写的历史之间做出选择:运用历史学家的规则与方法,借助于历史学的标准检验私人记忆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建构在自己的历史叙事之中。如果两者能相融,自然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是相悖的,这样的私人经验,注定成为历史的边角料,或者说“历史的缝隙”。

说起来很有意思,历史的边角料并非全无意义。我们的阅读视野中,有正史记载,有野史怪谈,他们都是过去的记忆,从正史中得不到历史的丰富性,那些历史的边角料很可能存在着历史的生机。在《过去感》一章中,霍布斯鲍姆提及了历史的创新,而创新往往从“缝隙”中来:“人们会用某种方式将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具有重要性的,统合成他们所意识到的历史,但总会有一些事件是不能统合进这个历史系统的。创新可以从这些缝隙中产生……去探索究竟哪一类的活动比较有弹性,容易在此刻被忽略但却在之后显得重要,应该是件有趣的事情。”比如从历史上看,技术的变化是有弹性的,可以产生创新,而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大都是无弹性的要素,因此创新不会从中而来。

霍布斯鲍姆的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生中受到无数的质疑和冷眼,但他很少对此进行辩护。托尼·朱特说他是一位“共产党的名流”,他身上有超越的部分,而正是这种部分塑造了他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他身上传统的阴影遮掩了他党派身份,他的书写中对世界性文化敏感和好奇心塑造了他著作中优雅的文体。在《论历史》中,他用两章《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和《马克思与历史学》梳理了马克思对史学观念的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并列:实证主义的影响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仿佛进行社会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于历史唯物论:“将以往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黑暗角落重新照亮了,让历史学振奋了好一段时间。”并说他期望有那么一天,没有人会问作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到那时候,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早已蕴含在历史学的主流当中。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我们离这么样的一个乌托邦还很远:20世纪的意识形态、政治、阶级与解放的斗争仍在进行,让这一天的到来仍不可想象”。

21世纪里,这样的历史学的观念上的争论仍然在延续,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书写各种类型的历史著作就是为了给当代和未来提供借鉴和指引,当然这种借鉴和指引并非预测,只是通过了解过去的真相,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巨大影响力,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存在的责任与意义,就在于通过证据来将历史的意识形态眼罩拿下来,发现真相:“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拿轻轻掀起——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就能让当代社会可以看清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过程并不好受,但却能因此有所帮助”。

思郁

2015/1/4

论历史,【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1月第一版,定价: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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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好文章,内容文从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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