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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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自述: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2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余华自述: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余华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 Ahl 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 Ahl 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

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地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地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得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

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噩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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