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 5 十二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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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帝制结果怎样——走进共和

关于作者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 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序言(部分)

桑兵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

而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

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由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

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的是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

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

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份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秩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

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捉摸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衷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繁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摘自共识网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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