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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命运:过去与未来——《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何理解人类的发展史?在挖掘冷冰冰的事实的时候,人们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而政治、经济与社会则是理解制度转型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书写多以政治、军事史为主线,《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就自称"史书的主题是公共行政与战争",早先商务印书馆在1997年节译了此书,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今年四月份,三辉策划引进台湾席代岳的全译本(五卷本)(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4月)。吉本是经济学鼻祖斯密的朋友,此时经济在制度转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虽然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只字不提经济层面,但在吉本之后,人们关注制度转型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现代的社会已经变成经济主导,这或许也是马克思提出经济状况决定制度的时代背景。在今年译成中文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道格拉斯•诺思在前言中写到,对经济如何成长的真正理解,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提高福利、减少苦难和赤贫之门。在5月份的【读品】与季风书园主办的"今天,我们读书"沙龙中,主讲人方钦认为,制度的转型,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转型,还需要有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说,制度就是维持共享信念的系统,我遵守一项规则,是因为我相信其他人会遵守这项规则,而给定其他人遵守规则我也最好要遵守这项规则。一旦共享信念得不到维持,那么制度就会坍塌。而这一共享信念的形成其时间往往是漫长的。

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显示了巨大的不连续性,交织着漫长稳定期与短期剧烈变化,但往往是十数年的短期变化或者偶然的事件和新生事物改变了存在数百、上千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行规则。秦始皇统治中国仅11年,前后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建立了以统一赋税、法律、中央军队等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影响了中国近2000年的发展。而中国的四大发明、马的驯养和马镫的发展、白银作为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土豆被广泛种植等,则引发了巨大的制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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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在其科普读物《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里,引用了耶利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Diamond表达为"为什么在不同大陆上的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在叙述完粮食的生产与传播、病菌、技术、宗教与政府等的演进之后,他回答,认为不同人类发展的差异是因为各大陆民族所处环境的差异,这导致了可驯化的动植物品种、影响物种与技术的传播的因素、影响大陆之间的传播因素、大陆的面积和人口承载的潜力等方面的差异。显然,这种观念有"地理决定论"的影子,在进一步追问的过程中,Diamond认为文化因素和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尽管有一些文化差异是地理差异的产物,但也有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导致的,并且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选择发生了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或许是QWERT标准键盘所取得的垄断地位,其初始原因是最大限度放慢敲键速度以避免卡键,随后在1882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获取胜利,从而改变了此后的键盘格局。而极端一点的说,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就是一群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只要人物、时间或地点出现些许的偏差,历史就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虽然人们对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仍存有一些的争议。

《枪炮、病菌与钢铁》重心在于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而Diamond的另外一本书《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则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作者分别对古代的"复活节岛"、"玛雅文明"、"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和现代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一个鸟上的两个民族"多米尼加和海地"的不同命运等展开叙述,这些都不断的迫使我们思考,为什么有些时候,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如果人类社会存在未来,人类就必须寻找可靠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历史系统尽管有其终极的确定性,但极具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Diamond本人很乐观,他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的进行,同时会让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最终使我们获益。

今天的制度变迁比以往更具复杂性,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同区域、种族的人们发生关系的机率增大,有了参照对象,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谁?就我们自身而言,究竟谁是中国人?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的角度来来定义中国人。具体的说,中国人(华夏民族)的民族认同是通过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来完成的。【读品】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去年沈宇曾就"身份认同"展开过讨论。在4月份的"今天,我们读书"沙龙中,主讲人维舟将这一过程叙述为,游牧民族被汉人赶出农业文明的区域后被迫全面游牧化,与汉民族在两个文明的边界上形成均衡。并且通过"伤害性互动"完成了"边界性激活"。两种文明中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回答,我是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人?在欧洲也是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无不通过德法战争、德英战争完成了族群认同,形成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也被视为是实现现代性的必要工具。

卜正民在《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4月)中则另有侧重,他更多关注亚洲民族国家形成民族身份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弱化了传统的亚洲殖民国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寻求民族自主的叙述之后,开始强调日本、南印度、朝鲜与中国的不同精英团体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是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策略修饰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行为导致了民族认同,而不是西方的影响。这其实意味着,就那些缔造亚洲民族国家的人的努力而言,历史的结果是偶然的,当然这种叙述与卜正民抵制"西方中心观"的后现代史学理念也颇为吻合。

然而,近几年,全球化的跃进式发展逐渐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跨国公司、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深刻的影响了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之外,也带来的恐惧,以美国"911事件"为代表的让人们对未来充满疑虑。美国的纳杨•昌达在《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弄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中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全球化的进程,剖析全球化背后的力量,并谨慎地衡量了全球化的利弊以及随之而来对全球主义的乐观看法和消极的宿命观。

但或许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正如上文提到的制度的变迁其核心在于社会共同核心价值的形成,它的实现过程可能会是相当的漫长。正如黑死病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也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扭转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路径。而美洲白银这一意外的冲击尽管在长期内让西欧崛起,但短期却使得西欧各国人民开始陷入了无止境的战争与混乱状态。而全球化作为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物质、文化传播方式,对当前世界的冲突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远远超过以往美洲白银的发生、土豆的驯化与传播等。我们现行的制度和技术是在个体不足百年生命视野下历经数千年历史后最适宜的一种制度选择。以当前的状态而言,我们的制度、世界层面的普适价值都还远没有足够地准备来接受这一冲击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而全球化一旦启动也无法停止,更无法回头,在这种通往未来的船上,人类的命运驶将向何方,实在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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